陈振汉

　　50年前，陈振汉教授被划为“资产阶级极右分子”，因为他于1957年主持起草了一份“意见书”。那一年，“引蛇出洞”引出来几十万右派分子，其中最“反动”的，称为“极右分子”。
　　那份意见书的标题是《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参与撰写的还有徐毓（楠）、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作为第一流的经济学家、货币银行学家、经济史学家，这六位作者批评了当时相当普遍地滋生于经济工作中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
　　他们注意到，在这三种错误倾向的联合作用下，经济学家们既难以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也难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于是形成了实践与理论两相分离的状况。一方面，他们指出，中国经济学家写的文章，“百分之九十是引文”，其中，大部分引文出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而且，“由于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看成了僵化的文字，我们也惯于对任何不同于经典著作文字的说法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这样便很容易在理论上混淆“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这二者间的界限。另一方面，他们还指出：“……因之我国在解放以来的八年中间，在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除了由于党的英明领导以外，多半是从摸索中得来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掌握或根本不知道应当有客观经济规律，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设施，不是搬运过来的苏联成案，即是老一套经验”（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2-766页）。
　　为使中国的经济学不再停留在“引文”水平上，为使中国经济学家们能够切实研究本土社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经济问题，也为了经济学的中国化，他们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例如，他们建议政府尽量减少被列入“保密”“机密”或“绝密”类别的研究资料。他们讽刺官僚主义：“有些数字从首长们的公开报告都可推算出来，却谁也不敢公开”（前引，第761页）。读者应能感受到这些批评和建议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也仍有重要的意义。
　　自此，“极右分子”陈振汉不再说话。22年光阴流转，在他67岁那年，“帽子”摘掉了，他重新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
难忘当初，五四运动流风所至，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先生执教，少年陈振汉耳濡目染，心智洞开，1928年以文科第一名考入“杭高”，又于次年考入南开大学预科。两年后毕业，他直接升入由何廉与方显廷教授组建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那一年，他19岁。四年后，陈振汉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专业是经济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受教于阿希尔和熊彼特。他以三年时间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的《经济学季刊》（Q.J.E.，1941年，第LV卷，8月号）上发表了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即“美国棉纺织业成本和生产率的地区差异——1880-1910”。
　　19世纪，纺织业成为英美工业的核心产业。美国棉纺业高速发展的地区，在“南北战争”之前是在工业技术发达的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但内战之后却逐渐转移至南部（战前蓄奴的各州）。这便引发了一个重要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地区经济发展究竟主要由技术优势推动，还是主要由区位优势推动？经济史的研究，众所周知，最艰难的工作在寻找数据并使结构十分不同的数据相互能够搭配。陈先生的研究结论是：美国南部棉纺织业在内战之后超过北部的发展速度，主要得益于远比北部更廉价的劳动力，其次也得益于被称为“后发优势”的技术上超过了北部各州的纺织机器。这一结论意味着，由于种族隔离等原因，劳动力在南北之间的流动远不是自由的。从而，资本在南北之间的流动相对而言远为自由，于是导致了更先进的技术随资本流入南部各州，并与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
　　这篇论文发表时，陈振汉已于1940年取道越南和香港回到了祖国，就职于当时在重庆的南开经济研究所；1942年，更兼任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教授。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陈振汉赴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那一年，他34岁。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陈先生与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相约坚留北平，是当时北大校园里的“进步教授”。1950年至1951年期间，陈先生就任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陈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为期一年。1955年，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被认为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
　　1981年，陈振汉先生应聘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1982年返国，被授予全国第一批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招收博士生。2008年1月19日，陈振汉先生溘然辞世，享年96岁。

　　作者为杂志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