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沙滩北街2号大院，历史上曾经是北京大学的老校舍，光荣的五四运动就在这里爆发。院中空地盖临时房子之前，就是著名的“五四广场”。现在这个大院划归《求是》杂志社。在东土城路25号楼建成之前，有十多年的光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都在此。不过，只是占据广场的空地，盖了一栋简易楼用来办公。隶属中国作家协会的《小说选刊》杂志社，随着作家协会的迁出也于2003年最后搬走。作为《小说选刊》一名工作人员，我不得不无奈地跟这座大院说声“再见”。
从1980年10月到中国作家协会报到，至2003年10月《小说选刊》杂志社迁出，有整整22个寒来暑往的日子，我出入这座闪着“五四”灵光的大院。有一段时间，我供职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社）办公室，跟原北京大学红楼只有一墙之隔，几乎是整天跟它对视相望。得空时，想想那些当时的北大文化名人，一位位就会走进我的记忆中，能够有机会与这些学界泰斗为邻，在我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地
人大概都是这样，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总会产生感情。倘若这个地方跟你的命运相维系，自然就更会难舍难弃，稍微动一动都会觉得撕心裂胆，生命顿时就会感到无着无落了。沙滩北街2号院对于我，就是如此。
我坎坷苦难的前半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直到进入沙滩北街2号这座大院后，我的命运才有了某种归宿感。其实我在这座大院里，不，应该说是我所在的单位，根本未住过正经房屋，只是借用这座大院地皮，盖起一栋简易楼房办公，充其量算作这座大院的“房客”。因此，与其说深情眷恋这座大院，反不如说怀念那栋简易楼，怀念简易楼里那种融洽、和谐、平易的气息，似乎更符合我的真实情感。这座简易楼是文学界的寒暑表，也是我后半生沉浮的显示器。想起来，很有点儿“小楼风雨我知情”的味道。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几乎各种事业都是百废待兴，在“文革”中被践踏荒芜的文学园地，更是得从“整地”“播种”开始劳作，方有可能渐渐恢复那往日生机。刚刚组建的中国作家协会，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就在沙滩北街2号院里，在当年“五四广场”的空地上，用铁皮木架搭建一栋楼型房，当作作协机关的办公处。所以别看这栋简易楼不起眼，新时期文学界发生的不少事，都跟这座简易楼休戚相关。比如，筹备第四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作家出版社的重组，《中国作家》杂志的创办，《文艺报》刊物改成报纸，批判电影《苦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把这座简易楼摇得晃晃悠悠。把这座并不起眼的简易楼称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地，我想都不能算是不太恰当。只要谈论这个时期文学，就会自然想起这个地方。
作家队伍重新在这里集结，优秀作品问世在这里推荐，作家的困难在这里解决，中外文学交流在这里进行，它是当时作家心目中“自己的家”。恢复后的中国作家协会具有的蓬勃朝气和强劲活力，在这座普通的简易楼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座简易楼因为与茅盾、巴金、艾青、冰心、丁玲、臧克家、光未然等国际知名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显出它的不平常。尽管这些人并不常来简易楼，有的只是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有的只是编制在中国作家协会，自然也应该是简易楼里的人。简易楼因他们而有光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办公地点，先是在东总布胡同22号院，后来迁入王府井中国文联大楼（现在的中华书局大楼）。这“一院一楼”我都去过，只是那时我还是个文学青年，走进中国作家协会的办公处，在心情上颇有些朝圣的感觉，因为那里有我敬仰的文学前辈们。他们用人品、作品构成的形象，成就了我心中的座座圣碑。1957年命运遭遇劫难后我离开北京，每每回忆起往日的美好时光，这些都会成为对我心灵的抚慰。我对文学的追求，即使身处逆境时仍然未泯。只是无论如何不曾想到，在政治身份恢复之后，我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它的一名工作人员，而且一呆就是20多年。
“歪打正着”的平易
记得1980年的秋天，我拿到调令，到沙滩北街2号院报完到后，这才正经地在四处走了走。忽然发现堂堂的中国作家协会竟然是如此寒酸——只有一栋简易楼，连一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在此之前，作为《工人日报》的文艺记者，我参与了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的采访，在防震棚里开过两次会。当时，我以为是办公房间不够用，临时在这里开开会，就没有留意作协的办公条件。如今才知道，作协压根儿就没有正式办公房。1978年，我从流放地内蒙古回到北京以后，曾在《工人日报》和中国交通部政策研究室工作过。作家协会的办公房跟这两个单位比，有天壤之别。我的心立刻咯噔一下，心想：我这是得了什么病了？放着大楼不住，非要调到这里来住简易房？后来又一想，人不就是为梦想活着吗？谁让我的文学梦还未做完呢？
说起来也怪可怜的，起初，我也连在简易楼里上班的福气也没有。我供职的《新观察》杂志社，当时连个办公地方都没有，寄居在王府井大街19号院里。杂志社那两间拥挤破旧的房子，据说还是主编戈扬找《人民日报》借的。相比之下，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条件再怎么简陋，总还算是属于自己的地方。我们想进这座简易楼还无资格呢。尽管如今在这简易楼里办公的人，跟20世纪50年代中国作协领导者比，文学成就没有那么显赫，但是有的人名声依然还是蛮大的。作为中国作协所属刊物的一名编辑，我只是在开会时偶尔见到他们，却没有机会近距离地跟他们接触。对于这座简易楼我依然很陌生。直到后来调入作家出版社，办公地点也在这座简易楼里，跟当时作协的领导人才天天相见，开始对他们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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