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日记中的“五反”运动

1952年初发动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运动，民营企业家（时称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打击对象。对经济违法犯罪本可依法惩治，当时却采取了政治运动方式，造成生产停顿，货物滞销，企业欠薪，劳资双方受害，国民经济滑坡。5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民建中央负责人章乃器陪同下，前往重灾区上海调研。
　　据章乃器日记记载——
　　5月15日听取市工商局长许涤新汇报：工业厂家五个月未做生意，存货多，30％定金不够周转。商业市场与生产成矛盾，库存不够。与去年交流大会相比，今年1月私资减少3/4，“商业成问题，小厂亦成问题，转业难”。从去年底至今年4月10日止，劳方已被解雇9万人；运动中资方自杀229人，死100人。荣毅仁最初坦白违法金额300亿（旧人民币），逐次加码到800亿、1300亿、2400亿，“武戏文唱，哭了二次”。高潮后资本家“大的追求生产，中的动摇，小的幻灭”。会计学家徐永祚评税收七个字：生、重、苛、细、扰、追、伤。
　　5月17、19两日，李维汉召开工商界头面人物座谈会。荣毅仁提出：要恢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确定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经叔平说：发言顾虑多，怕说立场不稳；不敢要利润，责任推给工会。吴蕴初称，上海企业现状是“高职归队，经理光杆，董事辞职”，加工合同难找铺保（工会反对作保），利润低，付款手续多，干部顾虑多，小厂成本大。
　　严谔声提出六大问题：一、是否打倒资产阶级，思想不明确；二、坦白罪行变成追求数字；三、数字高，过关易，罪行变为光荣；四、过关有技巧：数字求大；五、说话有顾虑，听话要怀疑，调查不易得真相；六、说话“口角生风”，利润“纸上富贵”。他提出三点意见：一、要有合法说话场所；二、退款问题严重，因为数字等于挖出利得，须顾到职工应得利润部分及股息；三、加工定货须有真实利润。徐永祚指出：“五毒”中，“偷税漏税”与“偷工减料”定义不明，税法解释不一。
　　王志莘反映：银行业存款跌50％以上，最近又跌5％，私人和工商业各占50％；目前放款跌去300亿，呆滞多；放款中工业多于商业，工业呆滞更严重；私营、合营银行向人民银行借债多，工商资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胡子婴批评将呆货按市价征收所得税，他要求“在理论上指出资产阶级的作用及前途；在政治上确定资产阶级地位；在业务上确定合法利润”。
　　5月21日的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会也倒出大滩苦水。小五金业虞贤法反映：小机器厂接不到订货，老板吃救济米，生产工具当柴烧，资方愿做工人。国药业赵体润称：业内工资额最高达营业额的80％，1952年交税80％来自借款。
　　5月2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座谈，党内干部反映：不敢讲话，不敢负责，运动后“老虎去，黄牛来”。新的官僚主义严重，学习方法死板，对苏联专家神话式奉承。工作“多做多错”，政府部门杀鸡取卵，甲厂跌价，随即杀乙厂之价，三个月罚金等于去年全年。周谷城讥讽：用教大学方法教小学，用教小学方法教大学。
　　5月23日，华东区各省市工商业和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反映运动中有“逼供信”和肉刑，工商联、行业工会不好干，资方代理人不好干；不敢同干部谈行情，怕扣“盗窃情报”帽子；干部怕做财经、总务、行政。杭州宋云彬举运动流行语“交给我们一定可以打成老虎”为例，批评领导有头无尾，步骤乱，政策不稳，“资产阶级今天是友，明天是敌”。江苏刘国钧批评民建有“与其老虎让人家打，不如自己来捉来打”的过“左”思想。安徽朱子帆说：民主党派人士有作客思想——对中共自卑，对同志自满。
　　此后，中共中央追加了一些补救措施，运动于1952年10月间草草收兵，但工商业者的企业心就此死灭。
　　按照新中国成立前的承诺，私人资本将长期发展。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改造”加速；到1956年完成公私合营，民营资本被彻底消灭，各种运动仍持续不断，民族资产阶级由同盟者沦为被改造和专政对象。1978年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才逐渐复活，如今又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绕了一个大怪圈。在强调“不折腾”的今天，回顾60年间的种种“折腾”，如何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仍是一堂待补之课。■
　　章立凡：现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