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羞做怒

　　某个美丽的傍晚，一位钻研心理学的朋友，占据着我最好的一把椅子，沐浴着惟一一束阳光，冥想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发问：“假如你做了太监，会怎么样？”我激动地把他从椅子上赶开——这便是常人的反应。对这类问题，我们必须反应激烈，最好是带些愤怒，以表明身心不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和那个大不韪的问题沾一点边。特别是在我们中国，阉宦等于邪僻和奸恶；不是不能够举出些好宦官的例子，但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有一百个反例，来说明肢体的残缺会导致人性的残缺，尽管这一点从来也没有被真正证明过。
　　本篇想说刘瑾。但刘瑾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明代的太监中，论凶狡他不及魏忠贤，权力不如王振，深沉不如冯保，差有一技之长者，就是捞小钱，报小仇。人说宦官爱财，未必是一定之论，不过刘瑾确是有些钱癖的。刚开始收贿时，不过以几百两为望。有一个叫刘宇的人，一次送他一万两，刘瑾大为惊喜，说“刘先生对我真是太好了”，以后胃口颇开，但聚敛之术似乎只有贿赂一方，所得终于有限。
　　刘瑾爱作威福。受廷杖者去衣，是他的首创，乃有杖死者；不过究其本意，着重处在于羞辱而不在杀人。明代的大太监中，刘瑾远不算最残暴者，很少杀人，如方良永之不揖，刘玉之劾，处罚不过是撤职或罚米。刘瑾也没什么大志，军国大事都糊涂，“知州改御史”之类的事倒做了一些。他的获死，罪名是谋反，当是张永、杨一清等人怕他死灰复燃，捏造出来以致他于死地的。
　　刘瑾恨翰林，恨御史，这种仇恨不难理解。读书人也憎恨他们。但宦官上应天象，也是读书人的发明。天市垣的中心是帝座，周围有众星屏藩，其中便有四颗星辰叫“宦者”。既然取之天象，虽然可憎，也是不能少的。自东汉以后，痛骂宦官，又英雄又稳当。中上阶层的人，极端看不起这些刑余之人，说了无数难听的话，以为他们“奸心素笃，憎爱移易”，是变态的小人；然后又没有一个人主张废除宦官制度，就连骂宦官最烈的黄宗羲，也只说宦官可留几十人，不能再多。
　　阉人不是中国独有，在亚述，在印度，在古埃及，直至后来的拜占廷，都有宦者的身影。只是在这些地方，宦者既不怎么显眼，也不特别地为人痛恨或厌恶。也有掌大权的宦者，如东罗马帝国的克里萨菲乌斯，做过狄奥多西二世的首相；以及更早的巴葛阿斯，那是被亚历山大大帝亲吻过的。这些人士的政治作为，不大能看出和他们的生理有关，社会也不怎么难于接受；即便在容易夸张的文学当中，从泰伦斯到莎士比亚，也没有我们这里常见的大惊小怪的因素。
　　刘瑾最可述的，是他的被凌迟处死。据监刑官回忆，头一天例该剐三百五十七刀，从胸膛两侧割起，初下刀时尚有血出，再割则无血。十刀一停歇，一吆喝，这样割到晚上，押回宛平县寄监，此时刘瑾不仅活着，还能吃粥两碗。次日再刑，刘瑾发说宫中不该外传的秘事，行刑者便堵上他的嘴，赶紧将他割死了。
　　刘瑾得势时，谈不上“权倾朝野”。在内不过是“八虎”之一，在外有不少附和他的大臣，实分其势，其中乖戾的焦芳，傲慢的张彩，都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又有一位大名士李东阳，名不在阉党，却最得刘瑾敬爱。文学之臣和宦官亲密，自刘瑾时候始。前面说过刘瑾的权力不及王振，但当年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此之谓共同罪恶。没有人喜欢攀结宦官，但，何况声名或许还有办法可想。张居正便是例子。在宦官一方，权力只是假象，一旦皇帝变了心意，“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兽散”。他们不过分到了一两成皇权，皇权的恶，倒分到了十成。有纵人为恶的机构，自不愁找不到为恶之人，而骂宦官，剐刘瑾，虽然义勇可形，但既然又主张宦官制度，知者难免要说那是移羞做怒。
　　明代宦者少则好几千，多则十万，如刘瑾者，前后数十百人而已，“奸心素笃”云云，至少得不到统计学的支持。至于宦官的心事，我的心理学家朋友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听说过的，一个是宦官往往重视乡谊（如刘瑾是陕西人，便把陕西的“高考”名额提高许多），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有家庭的缘故；另一个是宦官喜欢穿好衣服，虽是夏日，也包裹严整。老北京有一句话，说人夏天穿得太多，叫做“练当太监”，便是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