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开汽车

　　在纽约买到几本偏门的旧书。其中之一是艾琳·摩斯比的《人民大街13号》。作者当过合众国际社记者，报道新闻，自己也客串新闻人物（可以古狗到她在好莱坞裸体采访的照片），上世纪60年代被该社派驻莫斯科。本书开始，摩斯比开车去莫斯科郊外的普雷德尔金诺村，参加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作者）的葬礼。作者沿途看到不少有趣的景象。先是一个村头的大幅标语：“多产牛奶，超过美国！”由此你能一下嗅到赫鲁晓夫时代的气息。那时候俄国有才气的人被斯大林清洗得差不多了，否则让马雅可夫斯基之流编点儿口号，肯定精彩得多。接着作者看到很多路边摊在卖冰镇格瓦斯。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啤酒供应紧张，国营副食店也拿这种饮料糊弄中国人。书里说格瓦斯是用过期面包发酵酿制的，看得我心里一阵添堵。
　　就像每个初到东方国家的西方人，女记者事前对俄国有过不少想象。那些先入之见来自1956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根据苏联展馆向观众分发的宣传画，摩斯比猜想那是一个面貌崭新的国家，拥有机械化的生活方式，公民们都是拿着锤子和镰刀的施瓦辛格式人物。可惜，那只是一个国家尚未实现的观念；或者说，那是他们国家致力的方向。在莫斯科，很多西方记者喜欢那些老式木结构房子，每家门口都有一个手压水泵。他们觉得那是俄国建筑最可爱的部分。可当地人不那么看。他们向往有朝一日搬进厂房似的单元楼。至于那些旧时代的遗迹，最好全部拆掉，好给新的苏维埃化城市建设让路。
　　很多人有了住处，可冰箱却是空的，尤其是逢年过节。农民喜欢把果菜和肉类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那里的价钱比国营菜市场高。冬天，暖房培植的蔬菜价格几乎就是“沙皇的赎金”，而且有价无市。除了食品，各种日用杂货也都供应短缺，包括卫生纸。结果公共厕所里，到处丢满裁成小块的《真理报》。不是所有苏联人都这样生活。当时已经出现了所谓“新阶级”。他们是革命后代，占据了体制中的要津。他们习惯于都市生活，说英语（不再是法语），出入涉外餐厅，以接触外国人为荣；男的穿套装、打领带，女的烫发、穿百褶裙。他们管警察叫垃圾，而高尔基大街在他们嘴里成了百老汇。流风所及，基层一些年轻人也起而效仿，而且干起卖淫、倒卖外汇这类非法营生，就像20年前，北京那些出没于宾馆饭店的烂仔。摩斯比观察了很多追求西化的俄国男人，发现他们内心都有一块“东方自留地”。比如他们参加狂欢派对从来不带妻子。不止一个人对她声称：“亲爱的艾琳，我要像美国丈夫一样获得解放。”作者听了苦笑——要是哪个美国男人社交不带老婆，那他死定了！那些人还会醉醺醺地声称：“我们不需要资本主义的破烂货，可我们的女人需要。”
　　让摩斯比在莫斯科大出风头的，是她的MGA跑车。“几缸？能跑多快？”街上的行人围着她问。他们摸摸车头的保险杠，或是轻轻踢一下轮胎，赞叹说：“这小车造的，看着都养眼。”认识她的人会说：“这回安全部门不用盯梢，就能知道你在哪儿。”还有些人政治敏感觉悟高，抱怨说：“你不该让苏联人民看到他们还没拥有的东西，这会动摇他们的建设热情。”说这些话的都是男人。他们关心资本主义汽车的热情，绝不逊色于他们的女人。
　　美国史学家西格尔·鲍姆在新书《同志们的汽车》里，把苏联人对待汽车的矛盾态度讲得很有趣。根据他的叙述，苏联汽车工业的创立本身，就是矛盾的产物。这项巨型社会工程在技术上依赖美国，却又要在意识形态上自圆其说。简单的解释就是，“要底特律，不要亨利·福特”。假如换成乔治·奥威尔笔下那群农畜，它们或许喊出这样的口号：“大企业好，企业家坏！”
　　和美国不同，苏联急需的是卡车和拖拉机，这样才能建设公路和厂房，然后是一个工业社会。直到赫鲁晓夫时代，私人汽车的问题，才被遮遮掩掩地提到议事日程。。汽车允许人在公共空间中拥有一个私人空间，而在一个短缺经济中拥有汽车，又使人不得不光顾黑市，才能获得汽油和备件。反之，苏维埃的优越性又无从体现。也许这就叫修正主义吧！
　　当年我爸有一套苏联唱片，里赫特弹贝多芬的五首协奏曲。玫瑰红的唱片封套上印着莫斯科的结婚蛋糕式建筑，街上有几辆伏尔加，翘着脑袋在跑。我就管那套唱片叫“红汽车”。斯大林式建筑加伏尔加汽车，这幅场景，也是不止一代中国人想象中的“玫瑰色人生”。■
　　
李大卫：作家，评论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