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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雇主只有一个

邵建
2008年06月07日 19:28
在中国文化中,公私两字是典型的二元对立,价值上正相反。如果说公永远具有道德上的正义,私甚至提不上权利的平台



  “二十世纪的今日已经是不许私产制度保存的时候了”,这是郭沫若1923年《一个宣言》中的宣言。对私有制的痛恨,促使郭沫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实,不独郭沫若,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大抵讨厌财产私有。记得若干年前一个夏夜,在青岛的一家宾馆,和一位出版界朋友闲聊,其间,朋友就有这样的表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且态度那么明确。
  郭沫若是从一位被号称“中国马克思”的留学生那里第一次听说马克思的,此人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学生。后来郭沫若专门翻译过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其时境况甚苦,租住的房中连桌椅都没有,拖过一口皮箱代替桌子,椅子就是地上的一领草席。没有砚台,便找了块砖头磨平。白天黑夜,辛苦了50天光景。书翻完了,“从此我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而且“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
  马克思后的郭沫若踌躇满志。他声称:当时的中国,“只剩着一条比较捷近的路,便是及早举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以施行国家资本主义。”有意思的是,我们通常和资本主义对举的社会主义,在郭沫若那里也是资本主义,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仔细想来,这话没错。社会不是实体,资本无所附丽。它如果挂靠,也只能挂靠个人或国家,这是社会结构中的两种基本实体。因此,各种生产资料或资本,不是像英美那样属于个人,就是像苏俄那样属于国家。只是资本从个人所有到国家所有,严格地说,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主义。
  那么,资本如何从个人到国家?这是一周前我在一辆小车上听到的故事,它来自边开车边言谈且性格爽直说话不绕弯的车主。车主的父亲是国民政府时南京城中的一个资本家,经营着一家工厂。50年代公私合营,这爿厂子被国家合营去了,他父亲也为此殒命。有趣的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也经营着一家公司。军代表上门时,这位似乎不谙世事的老板却对军代表说:你说公私合营,那么,你拿什么来合营?是资本、技术、还是人?军代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腰间抽出驳壳枪,放在桌子上,指着它说:用它可不可以合营?那位老板筛糠了:“可以,可以”,说话间便把字给签了。
  个人为私,国家为公。仔细想来,中国传统文化在观念上也是偏公废私的,这一点在造字上就可以看出。“私”,本字为“厶”,假如把它和“公”字并置,如“公厶”,是否可以看出点名堂。“厶”在秦篆,笔势圆转,像一个环形,围绕自己而向心,故韩非曰“自环者谓之厶”。“公”,如字,它的书写,是在“厶”的头上加了两点,这其实是两种横向的外力,分别向两个方向打开。是的,它的作用就是要打破下面那个“厶”,不让其自环,所以,韩非说“背厶谓之公”。。上述公私合营的故事,多少也表征了长期以来私在这个国家中的命运。
  “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在郭沫若那里就是暴力革命。革命过后,国家资本主义干什么?郭沫若的回答是:“一切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的权力施行,国家须努力使生产力发展到尽头,然后才能转于完成共产主义。”郭沫若是诗人,写起诗来天马行空,一生酷爱浪漫与自由。这里不妨从自由的角度出发,看看被诗人浪漫化了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个人资本主义到底有何不同。自由在于选择。设若我是一个劳动者,设若我在英美这样的个人资本国家,由于生产资源分布在个人手里,因此我面临的是不同的雇主。如果我对现在的雇主不满,至少我可以选择离开,这是我的权力。
  但,苏俄那样的国家不同,国家掌控着全部资源,雇主变成了一个。在这惟一的雇主面前,我没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只能听命于它,成为权力支配的对象。这一点,力图推行苏俄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比谁都清楚:“在一个政府是惟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这也是听来的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英明领袖要求知识分子下乡。面对抵触情绪,领袖说了一句话,甚至很风趣:下乡,下乡,统统下乡。不下乡不开饭。领袖的话,庶几正是托洛茨基那句话的注脚。■

邵建:学者,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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