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之后

当人缺少承担自由意志的能力和勇气，此时他所参与的恶行便已超出一般的理解范畴，成为类似自然灾害的现象

　　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我目击过的历史事件不止一两起。最近的一次，恐怕要算“911”了。当时面对曼哈顿下城的滚滚烟尘，脑子一下断片了。后来想起6500万年前那颗撞击地球的外星体，不少科学家认为那起飞来横祸导致了恐龙灭绝。几乎一夜之间，如何理解恶，成了西方知识界关心的焦点。
　　1945年，汉娜·阿伦特曾经断言，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生活的基本问题。然而这一断言并未成为事实。不论古拉格、柬埔寨大屠杀，还是波斯尼亚种族清洗，都只是作为一时间的新闻热点被人们议论，直到纽约恐怖袭击。也许对西方而言，这类事件发生在文明边陲，甚至化外之地，尚不足以构成心腹之患；也许当代人习惯于把问题置入历史语境，并推导出一系列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善恶对立于是让位于价值中立。
　　2002年，主持波茨坦爱因斯坦论坛的美国学者苏珊·尼曼出版了《现代思想中的恶，一部另类哲学史》。本书没有对恶进行全面定义，而是复述了启蒙运动初期至奥斯威辛之后，恶在西方哲学中的演化。作者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则是作为观念的恶。她的故事从1755年11月1日开始。那天的早晨9点40分左右，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强烈地震，地震伴随着大火和海啸，整个城市，包括王宫，像《旧约》中的索多玛一样毁灭，死亡人数估计为6万至10万。由于地震发生于万灵节，不少人认为这是天谴。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则反对重建里斯本，认为那是进一步亵渎神的旨意。
　　而在当时的启蒙主义方面，作家伏尔泰写了一首短诗，在笔友之间流传。由于远离灾难现场，诗人的用意是借题发挥。这首“玄言诗”针对的是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的神正论。在一篇作于1710年的论文中，莱布尼茨认为，尘世间的恶与神的至善并不冲突；不论多少邪恶存在，人类所置身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当中最好的。至于好人也会遭逢厄运，那是因为神的公义深不可测。这个理论就是当时所谓的乐观主义（和今天所指不同）。
　　作为自然神论者，伏尔泰不相信神会干预已然存在的世界。对他而言，1755年地震是无端的恶，没人能宣称里斯本的受难者都是恶人，尤其是那些幼童。当然，恶原本就毫无来由，它不同于罪行。罪行必有动机，所以可以理喻；恶不可理喻，它更像是自然现象。所以恶更多不是伦理学问题，而是知识论问题。
　　读到伏尔泰的诗后，卢梭给作者写了一封长信。他认为，地震中的死难者非但有机会早脱苦海，而且给了伏尔泰舞文弄墨、四处煽情的机会。同时他还认为，里斯本地震更多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他说：如果人们分散居住，而不是大规模集中在市区，就不会发生这等惨剧。他进而为神正论的乐观主义辩护说，人对上帝的计划缺少完整认识，自然也就没有权力判断其真伪。
　　如果说里斯本地震动摇了传统的神正论，那么发生在20世纪奥斯威辛的悲剧则对另一种乐观主义，也就是历史进步论，提出了根本质疑。西方人具有一种把善恶问题知识化的传统。自古希腊人便以光明和知识为善，以黑暗和蒙昧为恶。他们以为人只要能知善恶，就会避免恶行。然而人在20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事情并非如此。尼曼在书中引用阿伦特的一封信，其中说，恶不是参天橡树，而是阴影下的毒菌。她指的是纳粹死亡营中那些承上启下的庸碌官僚。当人缺少承担自由意志的能力和勇气，他就会隐身在集体当中，哪怕这个集体正滑向深渊。此时他所参与的恶行便已超出一般的理解范畴，成为类似自然灾害的现象。
　　里斯本地震发生后，领导救灾的是内政大臣塞巴斯蒂昂·德·梅洛。他曾代表葡萄牙出使英国，回国后效法英国模式改革国内经济，重组军队，发展教育，并废除了葡萄牙在印度殖民地的奴隶制。有人问他如何应对灾后的混乱局面，他说：“死了的入土，活着的喂饱。”
　　在德·梅洛领导下，城市废墟在一年之内被清理完毕。随后国王任命他重建里斯本。他雇用大批建筑师、工匠和劳工，开始建设一座拥有大型广场和林荫道的城市。这时又有人问他，为何建造如此宽阔的街道，他说：“有一天它们会显得太小。”除了重建都城，德·梅洛还向基层政府组织分发了一份问卷，包括的问题有：地震持续的时间；可感余震的次数；造成损害的类型；动物有无异常反应；井水和积水有何异常。这份问卷被视为现代地震学的开端。■
　　
李大卫：作家，评论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