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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古人担忧

李大卫
2008年03月01日 20:25
所谓东方/西方的世界划分,不过是一种阐释历史进程的权宜之计;它源于历史,也将归于历史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堡垒君士坦丁堡。随之而来的烧杀淫掠自是难免,作为世界奇迹之一的圣智教堂,也被重新装修成清真寺。那些逃亡的希腊人,带着他们的财产和家眷,纷纷涌入亚德里亚海北岸的威尼斯共和国。
  唇亡则齿寒。唯利是图的威尼斯人现在要直接面对土耳其的威胁。经过十六年战争(雅典卫城的巴底农神庙便毁于这次战火),他们击溃了对方的海军,却丧失了扼控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并于1479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签署合约时,土耳其苏丹麦哈迈德二世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要求威尼斯方面选派一位最好的画家,去伊斯坦布尔为他画像。作为战略上的输家,后者欣然从命。宗教争端再重要,也比不上和新崛起的东方霸主做生意来得实在。
  元老们把这项使命指定给詹蒂莱·贝利尼。至于他在总督府未竟的装饰工作,则改由其弟乔瓦尼接任。在中国,这位弟弟要比哥哥出名,因为他曾调教出两个更加出名的徒弟,乔尔乔内和提香。正是这一时期,也就是艺术史上常说的Quattrocento(1400的意大利文简写,指十五世纪),盛极而衰的威尼斯开始在文化上和佛罗伦萨分庭抗礼。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输出价值了。这也证明一个国家的软、硬两种实力,并不总成正比。
  到达伊斯坦布尔后,贝利尼不辱使命。他为苏丹绘制了一幅笔法工细的侧面写真,很有领袖像的感觉,于是颇得荣宠。然而麦哈迈德苏丹晏驾之后,他的继任者却没有继承他对西方艺术的偏好,而是把贝利尼留下的画作送到集市上贱卖。
  根据宫闱秘闻,威尼斯画派的影响并未就此终止。一个世纪后,一位苏丹下密诏给四位细密画师,命他们为一部歌颂其丰功伟绩的书籍做装饰,其中包括一幅苏丹本人的画像。奉旨办差的画师分成两派:一派受到所谓“法兰克风”的影响,试图再现人所看到的世界,强调透视、光影效果和细节描绘;另一派则沿袭尊奉伊斯兰教义的波斯传统,认为艺术只能模拟安拉神眼中事物的形态,因而拒绝一切外来的奇技淫巧。美学的冲突很快激化成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借用那个普鲁士上尉的著名逻辑,暴力往往是争论以特殊方式的延续。于是,“人本派”和“原教旨派”各有一名巨匠死于非命。
  这两起谋杀出现在五百年后的一本土耳其的小说里,标题是《我的名字叫红》。该书为它的作者帕慕克赢得过200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书中的故事似乎在向读者暗示:西方文明即使没有坚船利炮的殖民扩张,单靠其纯粹的美学力量,也能把其他文化折腾得鸡飞狗跳。很多东方国家倾向改革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包括我本人在内,虽说这种感觉本身不无可疑之处。。
  负责修书的大臣从波斯战场召回自己的外甥——他的名字叫黑——责命其克日缉获真凶。有迹象表明,凶手就在几名画师内部。他的作案动机,只是不能容忍外来画风对传统细密画的侵蚀。黑侦探的侦办手段,是从那些画作的笔法破绽中找出蛛丝马迹,因为笔法属于风格范畴,是艺术当中最为个人化的部分。于是有了悖论,因为伊斯兰教艺术传统的最高境界,正是对于个人风格的否定。历史上很多细密画大师弄瞎自己的眼睛,以避免安拉创造的本真世界受到感官色相干扰。或许正是个人因素的不可避免,最终导致这种艺术的衰落。
  就这样,黑的办案过程变成一系列关于艺术本质,以及艺术家与造物主关系的哲学讨论。同时我们读到,十六世纪末的土耳其东西两线用兵,国力衰竭,社会内部败相丛生,不义盛行。这些描述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巴列维统治后期的伊朗。而这正是滋生原教旨主义的理想温床。所有这些,使得《红》具有不同于一般探案小说的百科全书气质。
  作为小说,《红》属于历史侦探一类。他们通过讲故事帮读者大众增长知识,比如历史掌故、旅游指南以及常用的古典词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作者)的《狄仁杰探案传奇》就属于这个类型。正是这点实用功能,给小说这一濒死的文学样式注入一线苟延残喘的生机。就我个人的看法,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玫瑰之名》代表了这一门类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穿行于帕慕克营造的伊斯坦布尔迷宫般的古巷,你会听到那部杰作的隐约回响。■

  李大卫:作家、评论家,现居美国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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