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古人担忧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堡垒君士坦丁堡。随之而来的烧杀淫掠自是难免，作为世界奇迹之一的圣智教堂，也被重新装修成清真寺。那些逃亡的希腊人，带着他们的财产和家眷，纷纷涌入亚德里亚海北岸的威尼斯共和国。
　　唇亡则齿寒。唯利是图的威尼斯人现在要直接面对土耳其的威胁。经过十六年战争（雅典卫城的巴底农神庙便毁于这次战火），他们击溃了对方的海军，却丧失了扼控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并于1479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签署合约时，土耳其苏丹麦哈迈德二世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要求威尼斯方面选派一位最好的画家，去伊斯坦布尔为他画像。作为战略上的输家，后者欣然从命。宗教争端再重要，也比不上和新崛起的东方霸主做生意来得实在。
　　元老们把这项使命指定给詹蒂莱·贝利尼。至于他在总督府未竟的装饰工作，则改由其弟乔瓦尼接任。在中国，这位弟弟要比哥哥出名，因为他曾调教出两个更加出名的徒弟，乔尔乔内和提香。正是这一时期，也就是艺术史上常说的Quattrocento（1400的意大利文简写，指十五世纪），盛极而衰的威尼斯开始在文化上和佛罗伦萨分庭抗礼。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输出价值了。这也证明一个国家的软、硬两种实力，并不总成正比。
　　到达伊斯坦布尔后，贝利尼不辱使命。他为苏丹绘制了一幅笔法工细的侧面写真，很有领袖像的感觉，于是颇得荣宠。然而麦哈迈德苏丹晏驾之后，他的继任者却没有继承他对西方艺术的偏好，而是把贝利尼留下的画作送到集市上贱卖。
　　根据宫闱秘闻，威尼斯画派的影响并未就此终止。一个世纪后，一位苏丹下密诏给四位细密画师，命他们为一部歌颂其丰功伟绩的书籍做装饰，其中包括一幅苏丹本人的画像。奉旨办差的画师分成两派：一派受到所谓“法兰克风”的影响，试图再现人所看到的世界，强调透视、光影效果和细节描绘；另一派则沿袭尊奉伊斯兰教义的波斯传统，认为艺术只能模拟安拉神眼中事物的形态，因而拒绝一切外来的奇技淫巧。美学的冲突很快激化成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借用那个普鲁士上尉的著名逻辑，暴力往往是争论以特殊方式的延续。于是，“人本派”和“原教旨派”各有一名巨匠死于非命。
　　这两起谋杀出现在五百年后的一本土耳其的小说里，标题是《我的名字叫红》。该书为它的作者帕慕克赢得过200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书中的故事似乎在向读者暗示：西方文明即使没有坚船利炮的殖民扩张，单靠其纯粹的美学力量，也能把其他文化折腾得鸡飞狗跳。很多东方国家倾向改革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包括我本人在内，虽说这种感觉本身不无可疑之处。。
　　负责修书的大臣从波斯战场召回自己的外甥——他的名字叫黑——责命其克日缉获真凶。有迹象表明，凶手就在几名画师内部。他的作案动机，只是不能容忍外来画风对传统细密画的侵蚀。黑侦探的侦办手段，是从那些画作的笔法破绽中找出蛛丝马迹，因为笔法属于风格范畴，是艺术当中最为个人化的部分。于是有了悖论，因为伊斯兰教艺术传统的最高境界，正是对于个人风格的否定。历史上很多细密画大师弄瞎自己的眼睛，以避免安拉创造的本真世界受到感官色相干扰。或许正是个人因素的不可避免，最终导致这种艺术的衰落。
　　就这样，黑的办案过程变成一系列关于艺术本质，以及艺术家与造物主关系的哲学讨论。同时我们读到，十六世纪末的土耳其东西两线用兵，国力衰竭，社会内部败相丛生，不义盛行。这些描述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巴列维统治后期的伊朗。而这正是滋生原教旨主义的理想温床。所有这些，使得《红》具有不同于一般探案小说的百科全书气质。
　　作为小说，《红》属于历史侦探一类。他们通过讲故事帮读者大众增长知识，比如历史掌故、旅游指南以及常用的古典词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作者）的《狄仁杰探案传奇》就属于这个类型。正是这点实用功能，给小说这一濒死的文学样式注入一线苟延残喘的生机。就我个人的看法，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玫瑰之名》代表了这一门类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穿行于帕慕克营造的伊斯坦布尔迷宫般的古巷，你会听到那部杰作的隐约回响。■

　　李大卫：作家、评论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