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哈托

　　听闻前总统苏哈托死讯后几分钟，马可，雅加达城的一个民兵头目，身着迷彩服，冲到苏哈托家中，保卫后者位于岑大拿街的住所。“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死了，我就像失去了亲人。他是我们组织的保护人。”他说。
　　300多名民兵，加上印尼特种部队（Kopassus）的一些士兵，在岑大拿街上列队，向这位“家长”表示最后的敬意。苏哈托是1月27日下午1时10分去世的。民兵出现在他的家中并非巧合。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印尼的教授本笃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在一篇关于苏哈托的文章“暴徒行为”中，称苏哈托是“来自克木苏的暴徒”。
　　1921年6月8日，苏哈托生于爪哇岛中部一个叫克木苏（Kemusu）的村庄。尽管出身于农民家庭，他受到的教育倒是不差。十几岁的时候，苏哈托被征入荷兰殖民军队，但就在入伍训练后一个星期，荷兰向入侵的日军投降了，苏哈托因而投奔日本人训练的民兵组织。但日本不久战败，1945年8月，印尼的独立战士苏加诺（Sukarno）和穆罕默德哈达（Mohanmad Hatta）宣布印尼独立。于是，苏哈托再次转向，他正式加入了印尼军队。
　　20世纪50年代，苏哈托还只是一个低调而敢为的军官。他曾被发现参与走私。那是一个革命年代，因此很难在民兵、暴徒、军官和匪盗之间做出明显的区分。苏哈托曾辩解道，他当时只是做一些“生意”来喂饱他的手下。苏哈托的上司非但没有开除他，反而决定让他离开迪泊涅格洛（Diponegoro）军区，去参加一个军官训练项目。苏哈托的政治生涯由此展开。
　　开幕事件是1965年10月，数百名军官绑架杀害了几名将军。作为大将军的苏哈托对这个计划心知肚明，那些实施绑架的军官大都是他在迪泊涅格洛的战友。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打算在总统苏加诺面前控告这些将军发动政变。苏哈托决定采取行动，并展开了一次与苏加诺针锋相对的大清洗，对共产党大加指责。1965年至1966年间，至少有50万人被杀害。
　　成千上万没有明确定罪的人在牢狱中度过了数年，酷刑是家常便饭。这些被囚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子女、亲属，被盗、被抢，遭受无可估量的财产损失，以及来自社会的歧视。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妻子不得不和看守她们丈夫的民兵睡觉。结果是，在苏哈托的权力膨胀的同时，民兵组织也开始壮大。
　　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被流放到布鲁岛，记者也难逃一劫。前《远东经济评论》驻印尼记者亚当施瓦茨（Adam Schwarz）在他的《等待之国》（A Nation in Waiting）一书中写道：“1965年至1966年，印尼160家报纸中约有四分之一因被指与共产党有联系而被关闭，数百名记者遭捕。”
　　苏哈托募集了一些受过美式教育的经济学家来共建印尼经济。他们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西方国家政府紧密合作。他们向外资开放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得收入用来进行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1975年，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支持下，苏哈托入侵东帝汶。他的部队在东帝汶杀害了一二十万人，在西巴布亚（West Papua）杀害了10万人，亚齐（Aceh）、楠榜（Lampung）、丹戎不碌（Tanjung Priok）等地也有数万人被杀。
　　一个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东帝汶行动网络”称，苏哈托是“20世纪最坏的大规模杀戮者之一”。
　　苏哈托的腐败也非常惊人——他和他的亲信、家人鲸吞了据称150亿到350亿美元的国家财产。他歧视华人，却利用一些华人大亨来帮助他建设商业帝国。
　　20世纪80年代，他的统治稳定，并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他开始用“奥威尔式的花言巧语”来粉饰自己的教条。这种粉饰是必需的，因为他对于稳定、秩序、自由和民主的概念，与它们实际的原则大相径庭。比如，当苏哈托总统说“我们的潘查西拉（建国五原则）民主”必将昌盛，实际上他指的是他的统治将昌盛。当他谈“我们的责任”，他指的是“你们的责任”——不是他的。
　　亚洲经济危机暴露了苏哈托发展计划的弱点。农村地区的普遍贫困至极，外围群岛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爪哇岛。在他的统治下，军事压制不断，但无法平息宗派冲突。1998年5月，印尼盾疯狂贬值，苏哈托不得不从其32年的统治中退位。即使在他退休之时，他也还在责备他的部长们在他任内的杀戮和腐败。
　　苏哈托一直以健康为由试图免于被起诉。1999年到2007年间，他14次住院，由此逃过了为种族灭绝、破坏和腐败这些他借以统治的手段所应承担的责任。苏哈托最后一次入院是在两周前，那时他仍在抱怨自己的健康状况。他已经病入膏肓，但很多人都相信，拥有那么多护身符的他不会轻易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