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暂停之处

　　假如说文学是一场盛宴，在众多来宾中，德语文学肯定不是最抢风头的一位。可交往几次之后，继而建立起的交情，却可能坚若金石。现在还流行拿风景打比方，假如德国文学是一道风景，它未必是旅游者的首选，却可能提供诗意的精神居所。
　　很多年来，德语文学对我来说，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茵梦湖》，加上黑塞情调浪漫的修道院小说。但很快，这个世界的幻影被后来学到的历史知识打碎了。于是，我们读到伯尔和格拉斯沉重阴郁的作品。这批作家严肃地探讨纳粹主义及其后果，这些作品中回想着一个整齐划一的声音，那就是纳粹军靴踏出的森严脚步。他们近乎自虐的自我剖析能力和勇气，值得每一个中国作家脱帽致敬。已故作家王小波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中，除了罗素，只有伯尔够格。话虽偏激，但我能理解。
　　这些说法让我想起“历史终结论”。历史当然没有终结，只是现有的关于历史的论述，并不足以为我们理解现实提供有效的参考。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在文学叙述中暂时退场，也属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我得出这样的看法：一个民族的历史罪孽一经判定，文学世界便会剥夺这个民族拥有现实的权利。当然我的看法并不正确。
　　我对德国当代文学的兴趣，源于几年前《纽约时报》上一篇介绍德国年轻一代作家的文章。文章说，对于这批作家，历史已成烟云，重要的只是Ich（德语：我）。近年走红的女作家赫尔曼认为，老一代作家的兴趣在于过去的创伤，而她所属的一代则更关注自我。他们的主题不再是二战和大屠杀，而是德国统一后的新问题，比如移民、新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以及知识分子在后柏林墙时代的社会角色。这些说法，让我联想到中国国内热闹过一阵的所谓个人化写作。
　　恰好，设在海德堡的德国-美国学院传来一份开会通知。在德国旅行期间，我尽力克服语言障碍，向一些朋友咨询那里的文学状况，通过一鳞半爪的信息，隐约感到事情远非报纸所说的那样简单。但作为非德语读者，我的疑惑一直没能解决，直到最近读到上海译文社出版的《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
　　至少这本选集呈现的文献景观，绝不是一小撮自我中心分子组成的。书中收录的篇目，来自不同国籍和文化背景的24位作者，作品的风格和主题也绝无雷同。克莱因的《叔本华音乐》是德国人擅长的哲学小说。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平庸的学者，依靠私人关系掌管着一批叔本华的手稿，其中包括一台不为人知的、演奏怪异音乐的自动机的设计。这个隐喻式的装置，显然意在揭示暗藏于机械文明深处的野蛮本质。埃尔彭贝克的《西伯利亚》讲的是一个苏德战争中的女战俘，历尽艰难逃回老家，在重建生活的同时，怀念战俘营周围的西伯利亚风光。老一辈作家施林克在长篇小说《还乡》中，同样表现过这个主题，但《西伯利亚》具有一种女人特有的乐观口吻，让你不得不信生活具有愈合历史创痛的力量。
　　罗特的《泄密的心》是书中最富匠心的一篇。故事的叙述者回忆少年时跟随一个英国姑娘补习英语。因为迷恋爱伦坡，男孩要求女家教帮他细读这位美国浪漫派作家的《泄密的心》原文。阅读过程中，男孩的青春期萌动被纳入爱伦坡笔下的阴郁情境。男女之间，现实与故事之间，连绵着卡农曲式的微妙心理对话。最后，女家教像故事的女主角一样死去，死因却是吸毒。现实的粗暴力量，在它几乎被文学想象俘获的瞬间骤然显现。
　　假如说德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有机会沉潜于私人经验，那是因为他们有不止一代伟大的前辈，在他们之先偿清了道义上的历史债务。。
　　《红桃J》的编选者樊克是慕尼黑的汉学家。就我个人印象而言，西方汉学家大略分为两类，一类关心文学，另一类关心“中国文学”。这本小说集的编者，显然属于前者。或许，这就是他“不务正业”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德国文学的原因。这个问题牵涉到知识分子的文化职责。如今不论中外，知识分子一旦进入非专业领域，总是以服务公众的名义，炮制出一堆低标准宽要求的货色。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正业，是服务于狭隘专业利益之上的、一个更高的文明秩序。
　　至于后一类汉学家，他们更热衷于对中国文学指指点点，就像《巴黎圣母院》里的丐帮老大讥讽诗人的那番话——拿人家的事说给人家听，还问人家要钱。■

　　李大卫：作家、评论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