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膺天命，下餍民心，而非智竞力争而来。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好了；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准儿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来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学调，拿它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视天听的民！我就是载舟覆舟的水！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动听，然而可惜，是句谎言。
一天，朱元璋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个老太太门口歇脚。听说老太太是苏州人，便问张士诚在苏州如何。老太太说，张士诚不战而降，苏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发牢骚：京师十万人，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个老太太，背地里说我的好？
张士诚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朱元璋起兵后行“寨粮”、“检括”，与剽掠无异，却能得天下。他高兴地说：“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温暖融融。”这位弥赛亚，对民心很可能别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或许已觉察到民心和民意是两回事。曾有十三人因为说“朝廷法度厉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处死，妇女流放；他的一条有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议论，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墙壁”，违者全家处死——管不了你的心，还管不了你的嘴呀？未得表露的民心，总没什么大用。
。朱元璋自己认为元朝之亡，在于纲纪废弛。“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战栗，而对民心，则是半信半疑。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顺耳的话都删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对“民心”的讨论。若全信民心论，他不敢删《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删《孟子》。
流传有许多朱元璋治吏的故事，身受吏治之苦的平民听着很满足。不妨再看看他的治民——
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大诰》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榜文则说，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另一条是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按他的榜令，对说谎的人、通奸者和骗子小偷的处罚都是死刑（曾有人偷卖草束，被凌迟处死）。自以为道德无瑕的人，说不定会为此欢呼呢。但你一旦认可了这种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要再抱怨这种权力干涉到你的生活。
比如，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违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处死；违反官定的发型，孩子剃“一搭头”的，阉割。你要喝酒吗？有“乡饮酒礼”，犯者打五十，甚至充军。你要听戏吗？只许演“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别的不但不能演，连戏本子也不能看，“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
还有呢。民间的医生，只能称医士、医者，不能称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万一叫错了呢？“治以重罪”。又军人子弟只许演习弓马，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学唱的，割舌；下棋的，断手；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要是吹箫呢？“连上唇连鼻尖割了”，看你拿什么吹。
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别的一种人民，否则无法想象，这样一位皇帝，这样一种统治，会得什么“民心”。
但在民间，朱皇帝的口碑竟还不错，尤其是与他的为人相比。这已不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所能解释的了。王朝自马背上得来，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军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开始或要闹点别扭，迟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领袖，还是其传记作者。士心一旦收揽，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层，个体的人心与整体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提出民心论的先贤，假设的是处于理想状态中的民人。这种状态，自秦汉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这时再谈什么民心向背，不过是拿幻象来自我娱悦罢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着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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