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的时候，中国文化还在闹革命，谁也不敢自外于大好形势；所以每个学期都有一段时间被送到厂矿农村，投身于社会生产实践第一线。我对很多事的了解，就从那时候开始。
因为劳动表现积极，我得到过一份肥差奖励，跟另外几个小孩一起，给故宫打扫卫生，就是得每天早起，在9点钟开门之前，先把养心殿的院子扫干净。这点工作，不到8点就干完了，于是大家各占一张龙椅，补睡一觉。用来叫醒我们的，自然就是满族皇帝们，还有老佛爷把玩过的西洋自鸣钟。那些丁丁当当的八音钟，可比俺们家的双铃马蹄表好听多啦。然后我们列队去文渊阁除草。那是紫禁城从不示人的一角，里面破败不堪，一座石桥的汉白玉栏杆，坍塌在下面的水池里；不少当年印制《四库全书》的木版，露天堆放在室外。那是构思怀古诗的理想所在，“黍离之感”十足。
一个月后，我们把故宫里里外外勘察了一遍，除了皇极殿一带。压轴节目，是最后由博物院领导委派代表率领，参观陈列在一座偏殿的《收租院》群塑。雕塑本身不错，风格有些《加莱义民》的意思。阶级斗争教育完了，我们被领去观赏昔日皇家的宝物。有个当干部的女生盯着珠宝首饰，差点吸到眼里抠不出来，男生则对盔甲刀剑比较来电。我印象最深的展品是一座钟，18世纪产于英国，充满当时的洛可可装饰风，驮在一头鎏金嵌宝的印度犀牛背上。
以前只见过动物园里的非洲双角犀，便觉着印度犀的独角或残或畸非常奇怪。很多年后，我查到座钟上的犀牛确有所本：雌性，名克拉拉，生于印度。这是当年欧洲匠人惟一可能见过的犀牛。1741年，一个服务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年轻船长把她运回鹿特丹，然后巡游各国，接受各色人等观赏，包括普鲁士王菲特烈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女皇玛丽亚特蕾莎这些大人物。克拉拉天性温顺，只是跟水手处久了，嗜好啤酒和烟叶。
1749年，克拉拉运抵凡尔赛，在法国宫廷掀起一波新时尚，贵族们纷纷把假发做成犀角的款式；海军新建的一艘快舰，也命名为“犀牛号”。当时启蒙主义正盛，博物学家布封为她做了体检，她的肖像和词条，被收入狄德罗和达朗贝的《百科全书》。这还不是克拉拉第一次被人画像。此前在德累斯顿，迈森制瓷坊的名匠坎德勒为她画过很多速写，然后按图制成瓷塑。故宫钟表馆的犀牛座钟，便依照坎德勒的瓷塑拷贝。
克拉拉之前，西方人对犀牛的了解，仅限于纽伦堡画家丢勒1515年的一幅木刻。那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从印度弄来一头犀牛，然后送往罗马，讨好当时的教皇。从里斯本到热那亚这段路程只能走海运。当船经过马赛，早已等候在附近一座岛上的法国国王佛朗索瓦，请求一睹这头绝世奇兽。葡萄牙人不便拒绝，只得从命。法国人满足了好奇心，船只再次启锚，可没走多远便因风暴遇难。
画家丢勒身在纽伦堡，并未亲眼目睹犀牛，只能通过他人转述作画。他刻画的犀牛皮肤质地斑驳，好像一层铠甲，肩胛之间还多了一根突出的尖角。那层铠甲，其实有其来历。犀牛启程去意大利之前，曼努埃尔一世曾让它准备停当，和一头幼象决斗。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曾说犀牛和大象是天敌，于是葡萄牙君主决定验证一下古人的说法。看来肉食者狸膏金钜，斗鸡走狗的那点出息，古今中外几无例外。当时犀牛披挂的是莫卧儿王朝印度骑兵的马甲；肩胛处那根凸出物，只是马鞍前的把手，帮助骑手冲杀时保持稳定，而并非西方人误以为的犀牛的第二只角。
正是这个有欠准确的形象，曾流行于西方达两个多世纪，直到克拉拉到达欧洲，才终于得以纠正。佛罗伦萨的美迪奇家族，曾根据它设计过族徽；西方动物学的开山鼻祖，瑞士医生盖斯纳在他的《动物史》中，就用这张画作为犀牛的图解；比萨大教堂的西门上，也有这个图案的浮雕。直到今天，德语中仍然把印度犀牛称之为“甲犀”。这些。
去年，意大利一家私人美术馆在中国举办过一次巡回展览，主要是一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根据未经核实的传闻，外方曾有意拍卖其中的部分藏品，但不知什么原因，计划没能成功。我回到北京时，展览已经结束，只在朋友家看到一份展品目录，其中之一，竟是丢勒的印度犀牛的木刻印本。■
李大卫：作家、评论家，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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