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鸠摩罗什曾于众人前发诚实誓,宣称“若所传无谬,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这多少透露了当时传译佛典的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肃精神
佛学于东汉末传入中土,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形成鼎盛时期,如日中天。当时,名僧辈出,传译过来大量梵典。他们不但在传译佛书方面作出很大贡献,而且精于佛理,都是宏扬佛法的大师。鸠摩罗什、慧远、道安、僧肇等可说是其中佼佼者。
这些名僧,都是很有学问的佛学家。由于传译佛经,当时有所谓译场,聚合了集体力量,运用靡密的组织来进行翻译。今天看来,当时翻译佛书的工作是以极其虔诚认真的态度进行的。相传鸠摩罗什曾于众人前发诚实誓,宣称:“若所传无谬,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后来在他圆寂后果然应验生前的誓语。自然这不过是一种传说,但多少透露了当时传译佛典的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肃精神。由于要把佛经翻译好,在这时期翻译文学的理论也随之兴起,其中有很多的精辟看法。
这里可举几个例子。当时的翻译理论谈到翻译文字的文质问题。文质这两个概念最早是孔子所谈到的。但是孔子所谈的文质,只是从一种礼乐规范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当时佛经的传译者,把这个文质概念借用过来,加以发展,加以改变,把它运用到传译佛典的理论上去,使它成为翻译文学的重要论题之一。《梁僧传》及《出三藏记》多有这方面的记载。
我认为,魏晋以来在文学领域所谈到的文质观点,恐怕同上面提到翻译文学里的文质议论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当时在翻译文学中,留下了一些很有见解的名言。如道安于《比丘大戒序》中所举“葡萄酒被水”之论,其意指传译佛书,但求便约不烦,倘为了追求通俗易晓滥加赘语,就好像葡萄酒里加进了清水一样,使它变得淡而寡味了。他说这种翻译是很不好的。鸠摩罗什也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比方,他曾有“嚼饭与人,徒增呕秽”之喻。此外,如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说,慧远的折中直译意译之说,僧佑的梵汉音义同异辨析。洎至隋唐,彦琮的八备说,玄奘的五不译说等等,都极一时之盛,蔚为大观。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曾列专章论述,可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