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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献给蔡其矫

2007年03月19日 10:51 来源于 caijing
蔡其矫在中国当代文人中是个异数。他是面光芒涌动的镜子,与黑暗对立,却并非为了折射黑暗

——献给蔡其矫

  元月2日晚,家中来客,一起包饺子过年。电话铃响,是《香港文学》主编陶然,他说:“蔡老今天凌晨去世了。”我顿时呆住,妻子询问,复述时不禁泪如泉涌。又接到蔡三强的电话,说起他父亲一向打鼾,半夜鼾声一停人就走了。他还说找到很多照片,与《今天》及“星星画展”有关。不想扫客人的兴,我步入院中。女儿随即送来大衣,关切地盯着我,我摆摆手让她进屋,兀自坐在暗中。
  去年7月,在香港与陶然等人相聚,席间说起关于蔡老的传记《少女万岁》。我要来电话号码,当晚打过去。蔡老听到是我,甚喜。我约他到香港相见,他长叹道:“恐怕不行了,我88岁,老喽。”东拉西扯,从朋友到海洋。谁成想,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满天星斗连成一片,璀璨迷离。看来总得有最后一次,否则人生更轻更贱。我们都走在这路上,谁都没有免于死亡的特权。也许重要的是,你与谁相识相伴相行,与谁分享生命苦乐,与谁共有某些重要的时刻,包括最后一次。

(一)
  1975年冬,我在艾青家认识蔡其矫,那年我26岁,他57岁,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艾青到北京治眼疾,住白塔寺附近的王府仓4号,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家中陈设简陋,一目了然。由于地面不平,每次开饭,艾青都要亲自过问折叠桌是否放稳——颠沛流离,吃顿踏实饭至关重要。家徒四壁,但有满满一箱子齐白石的画,那是艾青刚进城当中央美院军代表时买下来的。
  那时候说串门名副其实:走动之间,把国事家事天下事都给“串”到一起了。没电话,除非事先约好,只能撞大运——应声而至,沏茶倒水备酒留饭,取决于友情深浅。
  那天上午,有人敲门后高声通报:“艾青同志在家吗?我是蔡其矫。”只见他一头卷发,满面春风;说话底气足,南腔北调。一见面,他就夸我诗写得好,让我口讷而窃喜,手足无措。
  第二天蔡其矫就来我家串门。惟一的皮沙发像烂桔子般陷落,只好把客人请上床。我们背靠墙并肩而坐,腿翘到床沿外。他引导话题,从诗到政治到性。他单刀直入,问我是否有过性经验,弄得我大红脸。接着他坦言对爱情及性的看法,我只好跟进,讲述了失败的爱情故事。他告诉我,他译过惠特曼的《伐木者,醒来》和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答应下次带给我。
  我和蔡其矫成了忘年之交。相比之下,和艾青认识要早些,但关系很淡。他有点儿公子落难的意味,自视高,身份感强,让人敬而远之。蔡其矫命途多舛,却毫不世故,喜笑怒骂,如赤子般坦荡。
  凭借华侨的特殊渠道,他搞到不少港台版文学书籍,再加上他手抄功夫了得,密密麻麻,如纳鞋底一般。说来也巧,自1964年因所谓“破坏军婚”罪锒铛入狱,直到1978年底他的三首诗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其间15年,蔡其矫跟我们一样处于地下,摸黑走路,靠手抄本借光。如今说到地下文学,看来界定要宽泛得多,且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962年他写下的《波浪》一诗。
  在阳光普照的大墙后,有一窄门通向北京离经叛道的地下世界,那儿有各式各样的沙龙,热闹得很。创作是私下的事,大家凑到一起则变着法儿玩——聚会郊游酗酒吟唱谈情说爱。我把蔡其矫领了进去,这地下世界,连带出没其中的漂亮女孩儿,让他激动不已。他的老式莱卡相机,镜头跟主人的眼睛一起永远忠实于她们。大家当面恭敬,一口一个“蔡老”,背后叫他“蔡求蜜”。
  单位与老家在福建,夫人住北京,随“文革”风暴远去,行动自由的限制少了,他来北京的机会多了,后来每年像候鸟,春去秋来。而那窄门后面的北京,让他时不时改变行程。
  我们常去的地方有圆明园、香山、樱桃沟、沟崖、八大处、十三陵水库、丁家滩和云水洞。便携录音机的出现把郊游推向高潮——野外舞会应运而生。最早上市的板儿砖式录音机细如蚊声,动辄卷带,但丝毫不影响众人兴致。音乐响起,只见蔡其矫独领风骚,他腰板笔直,昂首含颌,带着女孩儿旋转。霎时间,节奏骤变,从舞曲转成摇滚乐,慌乱中他踩不上点儿,于是激流勇退,继续搞好摄影师的本职工作。这一切都写进他诗中,诸如《雨后樱桃沟》、《湖上黄昏》、《十渡》和《女中音歌手》,后者副标题还特地注明“为今天玩伴而作”。
  久别重逢,我提起当年那些女孩儿,他全都忘光了,令我惊讶。其实他记住的名字是青春,总有青春的代表进入他的生活。
  他与舒婷1975年结识。《橡树》这首诗就是他转抄给艾青,艾青大为赞赏,又推荐给我。在蔡其矫引荐下,我和舒婷自1977年8月开始通信,她的《这也是一切》随意抄在信中,是对我的《一切》的答和。
  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的转折点。“四五事件”发生时蔡其矫在福建泉州,9月18日回到北京,马上去天安门广场凭吊,写下长诗《丙辰清明》:“啊,祖国!/我忧心如焚/到处在寻找你的踪影:/那些鸽子哪儿去了?”
   那年夏天,我妹妹在湖北游泳救人时死去,我痛不欲生。10月上旬,蔡其矫约我去香山散心。霜染红叶,如大地的血迹。我们沿后山小路攀登,在茶室小憩,凭栏望去,无限江山无限愁。
  骑车回家的路上,街有异动——中国人的嗅觉比狗还灵。拐进某大院(据他回忆是海军大院),得到的消息难以置信。我们张着大嘴在夜色中前进,经王府井,终于得到证实。街上有人在吆喝:“卖螃蟹喽,三公一母!”他甩出一张“大团结”,不等找钱,拎起螃蟹飞身上车说:“到我家喝酒吃螃蟹去。”
  那夜,我们喝黄酒吃螃蟹论天下事。我只记得他满脸通红,眼神有点儿疯狂,恐怕也折射了我的疯狂。对,我们就是荒原狼,在长夜将尽时朝天袄嗥叫。
  我自选了二十多首诗,抄在十六开蓝色笔记本上,赠给蔡其矫。在扉页我写下题诗:“在长风不安的歌声中,/请免去这最后的祝福。/白色的道路上,/只有翅膀和天空。”

(二)
  蔡其矫在中国当代文人中绝对是个异数。
  他1918年12月12日生于福建晋江园坂村。六岁读私塾,八岁随家人侨居印尼泗水。1929年回国,在泉州教会学校初中毕业,在上海读高中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938年早春,他离开印尼辗转抵延安,先进鲁艺学习,后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任教。1941年他开始发表诗作。1945年当随军记者。自1948年起从事情报研究工作。50年代初他放弃仕途,调到中央文学研究所……
  我常在琢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一个华侨富商之子投身革命,往往是想通过救亡,通过对社会不公正的集体反抗以实现个人理想——个人与革命之间不免有互相需求与误解的成分。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苦难历程中,这场基本上是农民造反运动的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它混合着各种动机诉求与欲望,如同没有河床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的同时带有自毁倾向。
  与参加革命的农民不同,蔡其矫渴望的是某种精神回报,在这一点上,至少在革命胜利以前,他如愿以偿。他在2000年口述时如是说:“延安在1938年到1942年之间,是非常自由的……那时,上课是自由的,唱歌是自由的,贴墙报是自由的,搞创作也是自由的……”
  夺取政权后,革命转而成为自身的敌人。和大多数文人一样,蔡其矫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他也曾试图随大流跟形势——歌功颂德,写检查,与各种反党集团及思潮划清界限。
  但最终发现,革命与他所向往的个人自由早已分道扬镳。当人们彻底放弃自我时,他做了反向的选择,毅然决然站起来歌唱:“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波浪啊!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生活正应像你这样充满音响,/波浪啊!”这就是他写于1962年的《波浪》。
  那是精神脊梁骨被打断的一代。即使有少数挑战者,也往往受限于二元对立的格局,成为统治者的镜像——正反不同,可长得一模一样。由于被镜子夺去了灵魂,即使幸存下来,往往变得枯燥而无趣。
  从今年初起,我在美国印地安那州一个叫南弯(South Bend)的小镇教书。这里大雪茫茫,铲雪车到处奔忙,在路面刮出刺耳的声音。蔡其矫仿佛和我肩并肩,在雪中趔趄而行。他离开这世界一个多月了。这是个洁净的日子,充满明亮忧伤的日子,纪念逝者的日子。
  王柄根《少女万岁》一书中的某些章节让我哑然失笑。“文革”期间,蔡其矫不仅不认罪,还公然贴大字报和造反派辩论。比如,说他是黄色诗人,他就举出唐宋诗词中的例子反驳。退一步,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接受,因为他皮肤是黄色的。但接着他又说,皮肤并不能决定诗人的品质,比如,普希金的祖父是黑人,不能说他是黑色诗人……嘿,他还挺矫情。
  与此相应的是宁折不弯的刚烈。在一次批斗会上,福建作协别的头头都被迫跪下,只有蔡其矫,怎么推搡他硬是不跪。造反派小头目一扳子砸过来,闪过去,又是一扳子,头破血流,他连血也不擦。最后造反派害怕了,把他送进医院。
  也许最让人叹服的还是他惊世骇俗的爱情观:“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不惜粉碎我自己。”纵然一生风流,蔡其矫有自己的原则。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爱情的存在不是为了使我们幸福,而是为了向我们表明在忍受上我们能有多么坚强。世界上没有比无言的爱更高贵、更令人幸福的了。以无欲念的爱克服愁苦,也许这是迷途的爱、沉睡的爱。肉体有限度的满足,是人的最低权利。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
  依我看,在一个“阶级仇民族恨”的时代,正是爱与艺术让他超越了反抗的局限。也只有爱与艺术,才会破解权力的因果链条,挣脱官方话语的无形桎梏;才会让人心变得柔软,复原万物的质感,使灵魂自由青春永驻。
  1964年4月13日,他因“破坏军婚罪”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关了近两年。多年后,蔡其矫和艾青在天安门广场散步。艾青问,你为女人坐过牢,后不后悔?蔡其矫说,无悔,这里有代价,但也得教益。这个教益就是当面对一个爱你的女人时,你要勇敢。艾青说,蔡其矫,你是真正的男人……
(三)
  1978年深秋,我着手编辑《今天》创刊号,在桌上摊开蔡其矫和舒婷的诗稿,逐一推敲。我发现在老一代诗人中,蔡其矫竟与我们精神上如此之近。于是我选了他的三首诗《风景画》、《给——》和《思念》,排在首位,接下来是舒婷的《致橡树》和《啊,母亲》。其中那首《橡树》,我根据上下文把题目改为《致橡树》。为安全起见,我给蔡其矫取了个笔名“乔加”。
  我事先写信去福建试探,他竟满口答应,还另抄了几首新作。要知道那年月这可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弄不好是要坐牢的。那年他整满六十,本应安度晚年,却跟我们这帮混不吝的小子借《今天》浮出地表。
  舒婷加入《今天》文学团体,始作俑者蔡其矫。在他催促下,1979年秋舒婷第一次来到北京,与《今天》同仁聚首。某日,天高气爽,蔡其矫、艾未未和我陪舒婷游长城。那天蔡老兴致格外好,端着照相机冲锋陷阵;舒婷胆大艺高,爬到城垛上徘徊远眺;我晕高,看不得这壮举,把头转开;艾未未还是个大男孩儿,一开口脸就红……
  10月21日上午,《今天》在玉渊潭公园举办第二届露天朗诵会,蔡其矫和舒婷也来了。以灰蓝色调为主的听众,点缀着花花绿绿的外国人和白制服警察。风雨欲来,朗诵会开得凝重悲壮。朗诵者向这两位最早加盟《今天》的南方人致敬。与整个基调形成反差,他们的诗句让人想到黎明时分的热带雨林。
  《今天》问世后我们越玩越疯,郊游规模越来越大。蔡其矫是积极倡导者,乐此不疲。1979年深秋,一行百十余人,浩浩荡荡,前往云水洞和十渡。在云水洞前空地上的舞会,如庆祝胜利的狂欢节。这下可忙坏了蔡其矫——跳舞摄影,二者不可兼得。只见他上窜下跳,进退两难,连那些照片都拍得气喘吁吁的。爬山路上,他突然惊呼:“哎呀,这下糟糕了!”等大家围过来他才说:“我的面包都破了!”原来是他带的面包被压碎了。一个南方人的“破”字当头,把北方人全逗乐了。
  后来,他与《今天》渐行渐远,但友情依旧。只要有美食美景美女,他从不拒绝。
  
(四)
  1980年10月下旬,我和前妻从山东度蜜月回来。第二天一早,有人拍门大叫:“我是蔡其矫。还活着,快,快点儿生火。”原来他拎着一串螃蟹。在朋友中,他是头一个来贺喜的。
  按他的话来说,天下好吃莫过于螃蟹。看他吃螃蟹是一种享受:不用任何工具,咬啃咂嘬,全靠嘴上功夫,关键还得牙口好。一般来说,美食家全都热爱生活,没听说哪个美食家得抑郁症自杀的。我吃螃蟹毫无耐心,很快就在残渣余孽前投降了。他从牙缝挤出的评论准确有力:“笨,懒,浪费,可惜。”
  那时候都在家待客,最多去搞点儿散装啤酒凉菜什么的。一个物质匮乏时代的好处是,朋友聚在一起,粗茶淡饭,能多说说知心话。有时也争得脸红脖子粗,但不往心里去。
  有一天,蔡其矫云游四海归来,我应声而至。那时他住东单大雅宝胡同,人民美术出版社宿舍,两间小屋昏黑,堆满书和他收集的贝壳。他留我吃午饭,得意地展示一路上的新作。
  我对那些“旅游诗”不以为然,半开玩笑说:“你怎么跟出笼的母鸡一样,到哪儿都下个蛋?”他脸一沉嘴倒弓,下了逐客令:“饭吃好了,你该回家了。”我为自己口无遮拦后悔,晚矣,只好悻悻离去。几天后他老人家骑车来找我,照样乐呵呵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1981年秋,在兰州教书的“九叶派”诗人唐祈筹备“兰州诗会”,请了舒婷、江河、杨炼和我。未在受邀之列的蔡其矫,闻舒婷途中被窃,赶去救援;舒婷败兴回家,他却意犹未尽,直奔兰州。我们在招待所撞见,不禁欢呼起来。“兰州诗会”后来被取消。于是我们封蔡其矫为“头头”,结伴而行。他将军般威风,摊开地图,为进军大西北制定路线。
  我们一路穷开心。他最喜欢给美女照相,投其所好,我们仨就像选妃子一般,四处寻觅,把稍有姿色的女孩儿一网打尽。我们声称,这位是作家协会的老革命,为写作收集素材,关键是江山得有美人配。那年月彩色照片稀罕,再听说是作家兼老革命,几乎没碰过钉子。只见女孩子搔首弄姿,风情万种。拍照后留下地址,他事后评论道:“这个蛮不错,有味道。”我们开始犯坏,专挑那些相貌平平甚至丑的,蔡其矫照旧乐得屁颠屁颠的,殷勤备至,但多少有些保留:“还可以,马马虎虎。”他准心里纳闷:江山依旧,可怎地,一夜间,“六宫粉黛无颜色”。
  夜宿青海湖边。蔡其矫早起去照相,回来大骂“懒虫”,把我们从床上赶下来。探头窗外,青海湖碧蓝如海,令人怦然心动。我们嗷嗷叫喊向湖边冲去,蔡其矫不甘落后,跟我们一起冲啊喊啊……
  辞青海湖,过西宁,再返张掖,宿酒泉,登嘉峪关,抵敦煌。我们持私人介绍信找到敦煌研究所所长,受到特别礼遇,安排在招待所下榻,吃住便宜。在导游引领下,一连四天,参观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洞窟,有些从不对外开放。借助户外微光或手电筒,那奇异的造型与色彩,把我们全都震住了,屏息凝神,神魂颠倒。最让蔡其矫着魔的是飞天与乐伎。他认为,美的最高境界就是宗教,而宗教的最高境界是美。
  最后一站柳园。三名小卒入川返京,而光杆司令继续西行,向新疆挺进。那是蔡其矫云游四海的开端。我们在小旅社告别,为他发现更多的维族美女干杯。收拾行李时才发现,不约而同,每人都带了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这影响显然来自蔡其矫。
  
(五)
  蔡其矫第一次读《草叶集》是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
  他当时是华北联大文学院教员,院长是在法国留过学的沙可夫。在一个星空灿烂的夏夜,他和沙可夫从法国作家纪德说起,探讨文学艺术的自由观。沙可夫提到惠特曼,并把从苏联带回的英文版《草叶集》借给蔡其矫。
  是夜,在煤油灯下,他几乎通读了《草叶集》,为惠特曼的风格所慑服。那来自美洲大陆动荡不安的声音,好像开关,一下打开他天性中未知的暗道——那与革命缘起息息相关,但又与铁血纪律格格不入的流浪精神。他大声用英文朗诵着《啊,船长,我的船长》,激动不已。在华北平原,在残酷的战争岁月,美国的惠特曼与中国的蔡其矫相遇,带有某种宿命色彩。
  很多年后,他回首往事说:“任何企图进入艺术王国的人,都应该有大师引路,让自己的大师领着走进那个精神王国。没有大师的引路是不行的。第一位引我走进诗歌王国的大师就是惠特曼,第二位是聂鲁达……”
    惠特曼于蔡其矫,绝不仅仅意味着文学表达方式,也是生活方式、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对惠特曼来说,性是人体的能源,是世界物质生命——男女、动物、植物——的关键。他认为肉体与精神同样重要,相辅相成。从这一点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蔡其矫的感情世界和爱情观。
    在我看来,蔡其矫的诗歌成就终究有限,说来原因很多,包括与中国现代诗歌史的短暂与断裂有关。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的重要性,因为他展现了更为宝贵的生命价值。
  在这一点上,蔡其矫比安贫乐道的惠特曼走得远得多,他用自己一生穿越近百年中国的苦难,九死而不悔。他对任何形式的权力结构保持警惕,毫不妥协,从而跨越一个个历史陷阱:在金钱万能的印尼,他离家出走;在革命走向胜利时,他弃官从文;在歌舞升平的时代,他书写民众疾苦;在禁欲主义的重围下,他以身试法;在万马齐喑的岁月,他高歌自由;在物质主义的昏梦中,他走遍大地……
    他的反抗是个人的,他相信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最终必与权力结盟,任何以自由为名的造反都将走向奴役之路。1986年5月在福州召开的“蔡其矫作品讨论会”上,他在发言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并不重要,我自认为是一块跳板,一层台阶,踏着它是为跃向对岸或走向高处……所有的诗人艺术家,无不历尽坎坷,屡经寂寞,不被窒息而死就是最大的幸运了!生命即使是伟大而勇敢,也难以达到成功!没有谁保护我们,只有靠自己支持到最后一息……”
    自1981年秋,即我们西北之行以来,他云游四海,足迹几乎遍及中国。这一壮举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他是为了继承徐霞客的传统,还是为了用脚在大地上书写,追赶青春穿透生命的迷雾?他曾在《自画像》一诗中自问:“从黄昏到垂暮,他还能在眷恋中远行吗?”眷恋与远行,方向相反,却彼此激荡有如持久的钟声。
    他是一面光芒涌动的镜子,与黑暗对立,却并非为了折射黑暗。它似乎提醒我们一个阴郁时刻的到来: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男盗女娼、画地为牢——这一切可能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
   
(六)
  2001年冬,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除了尽孝,头等大事就是去看望那些忘年之交——岁数不饶人。我从保嘉那儿得知蔡老在京,大喜过望。
  保嘉开车带我先去接牛汉。事先瞒着,牛汉下楼迎候时看见我,惊得竟蹦了起来。他快八十的人,仍像棵擎天老树那么壮实。再去东堂子胡同接蔡老。他老人家性急,不断打电话催问,早早到楼下等候。与他紧紧握手那瞬间,我的眼角湿了。他引我们回家,他夫人徐竞辞很热情,沏茶倒水。蔡老明显见老了,但还硬朗。想当年大家就管他叫蔡老,叫了30年,终于给叫老了。他告诉我,几年前被摩托车撞翻,脊椎骨短了一截,行动大不如从前,但他还是骑车到处跑。
  牛汉和蔡老执意先去看望我父亲,于是到我家小坐,再去附近“山水间”餐厅吃晚饭。那天给蔡老点了狗肉煲,他大赞,称天下第一美味。俩老头儿在一起总是斗嘴,嗓门大,还打打闹闹。说来他们还是通过我相识的,那是“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我带蔡老拜访牛汉。
  蔡老要去参加作代会,我请他约上舒婷和王安忆一起小聚。那晚,保嘉开车去奥林匹克饭店接上他们,来到后海河沿的“孔乙己”饭店。没事先订位,五个人围住一张小桌,好像烤火取暖。我给蔡老点了只大闸蟹,他大赞,称天下第一美味。
  临走前,我借朋友的美意,在其属下一家名叫“湘君府”的湖南餐厅,宴请牛汉、谢冕、邵燕祥、吴思敬和蔡其矫,由几位同辈人作陪。所谓“总统套间”金碧辉煌,那华丽的装饰和闪光灯让人分神。蔡老坐我对面,话不多,专注于那精美的头盘——凉拌龙虾。我劝他多吃,最后连龙虾头也由他包了。在座的文学所的刘福春跟我抱怨说,他每次陪蔡老骑车,蔡老总是逆行,直冲着警察骑过去,他只好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跑。
  酒后有点儿恍惚了:生活继续,友情依旧,只是由于我的缺席,过去与现在之间出现某种断裂,如拼图中缺失了某些部分。
  次年冬,又在北京见到蔡老。一切似乎又回到过去的轨道中。
  那晚,我请他和牛汉在一家大众饭馆吃涮羊肉,俩老头儿又斗上嘴了,好像双方为此等了一年。仔细听去,他们提及的名字大都不在人世了。
  蔡老告诉我,他用积蓄在老家建了座花园,为了留给年轻人——让他们谈情说爱,诵读诗文。“我年纪大了,得考虑身后的事了,人都有这么一天。”这话还是让我一愣:年龄于他,似乎只是追逐青春的距离参数,与死亡无关。
  他还告诉我,他如今志在海洋,研究写作均与此有关。他认为,中国的强大和航海有关。从根儿上说,他是个海洋性格的人。生于海边,长在印尼,随舰队远航,而他那自由不羁的灵魂,更是属于大海的。看来他在大地上走累了,开始寻找归宿——想象与灵魂的归宿。
  此刻,我坐在大学宿舍的书桌前,窗外风雪肆虐。我极力回想我们间的最后一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沉入我关于故乡的混乱驳杂的印象中;而早年交往的细节,像雨后蟾蜍一个个蹦出来,似乎为了展示时光倒错的意义。是的,我们自以为与时俱进,其实在不断后退,一直退到我们出发的地方。

北岛:诗人、评论家,现居美国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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