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成熟的年代·思辨的意蕴

陈寅恪说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视为与生命一样重要的立身原则

《九十年代反思录》日译本序

　　我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写作了，但直到九十年代，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思想境界。朋友们认为我这么说似乎有些夸大，其实这是实事求是的。九十年代是我反思的年代，到这时我才对于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作了比较彻底的全面检讨。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下半叶，我也有过几次反思，但时间没有持续多久，涉及的范围也有没有这样宽广。到了九十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我认为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说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视为与生命一样重要的立身原则。我把九十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年代。
　　在九十年代反思中，我的主要收获就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的再认识、再估价。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曾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倘使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并将它绝对化起来，却不懂得怀疑的意义，不能像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所说的“我知我之不知”，或者像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么，就会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将反对自己的人当作反对真理的异端；从而不是对他加以改造，就是将他消灭。
　　根据我数十年来的生活经历，我认识到这种启蒙心态已经并将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这就是我在本书中，对于成为大陆思想主流的激进主义和被认作是国家学说之原的卢梭《社会契约论》，作出了研究和剖析的缘由。此外，我对京剧的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表演体系进行了探讨，对以《论语》注为例的阐释学作了初步考察，乃是为了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上述几个方面体现了我在学术上渐渐成熟的思想。可是，由于它们和深深扎入人们脑中的一些既定观念不同，所以，并没有得到理解，甚而遭到一些人的排拒和个别人的诽谤。这本书发行三年多以来，在国内销售寥寥无几，说明国内读者大多并不认同我是把这本书作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献给读者的。这使我感到寂寞。自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知音，有少数学人和读者或撰文或来信，给予本书以公允的评价。人称“苏格拉底之家”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其中个个都是真正的朋友。我希望国内这样的朋友渐渐多起来。我也同样期待本书的日译本能够得到日本读者朋友的同情理解。

《思辨随笔》日译本序

　　我国传统有以笔记体所写的理论文字，如沈括《梦溪笔谈》，王应麟《困学纪闻》，顾亭林《日知录》，王念孙《读书杂志》等皆可为例。
　　至于在随笔前为什么冠以“思辨”一词，这一点我在初版序中曾加以阐明。虽然我有一个时期曾倾倒于黑格尔，但本书取名并不含有推重思辨哲学之意。“思辨”一词是具有某些歧义的。中世纪曾有“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之说。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十五版简编）称，“思辨”一词并非取其现代涵意，而用其拉丁语源Speclum（“镜子”）之意，以说明语言反映潜在于物质世界的实质。我觉得这比《礼记》中所谓学问思辨的“慎思之”、“明辨之”的释义更为惬洽。我用“思辨”为书名，不过是表示我在思想辨析方面企图发掘较深层次的某些意蕴而已。
　　中国传统向重通才，这就是说治学基固不可不博。前人所谓“不游五岳，专守一处，所见则隘，所志亦卑”，即明此旨。胡宏《知言》曾云：“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我以为这些话可作治学的良箴。但是，要达到博而不杂，却非易事。
　　本书所收各个不同时期所写的文字，已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样一个绵长的时间内，我的思想难免发生一些变化，不可能做到自始至终一以贯之。虽然总的来说，也有求真理、疾虚妄、不降志、不辱身这不变的一方面，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环境的急剧变化，生活中的巨大冲击，使我发生了几次精神危机。
　　这些折射到我的思想上来，促使我进行了三次反思。读者了解了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从1940年到1955年之前，我的文字还残留着某些机械论的影响；从1955年到1989年，我虽然基本上克服了前阶段的缺陷，但仍保存着五四以来愈演愈烈的对于传统的片面看法。直到九十年代，痛定思痛，经过较长的反思后，我才摆脱既定观念的拘囿。因此，我曾说：“九十年代我才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