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艾基在柏罗依特

    近些年，我几乎每年都到柏罗依特学院（Beloit College）教书，不长不短，七周，从仲夏到深秋，直到满地金红色的落叶飘零。柏罗依特是个约三万人口的小镇，位于依利诺伊州与威斯康辛州交界处。市中心异常萧条，如无人地带；教堂林立，钟声应和时更显得空旷，只有那些大型连锁店毒蘑般在郊区迅猛生长。
    偶然翻出柏罗依特诗歌节的照片，其中有我和艾基（Gernnady Aygi）的合影。诗歌节就是在他朗诵的高潮中闭幕的，诗人们上台合影留念。快门抓住那一瞬间：他咧嘴笑着，有一种孩子般的惊喜。
    我是1992年初夏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见到艾基的。诗歌节有个翻译工作坊，每年选一位诗人，由与会者把其诗作译成各种语言。往年选中的多是荷兰诗人，那年是艾基，可见他在欧洲诗歌界如日中天。宋琳和荷兰汉学家贺麦晓合作，每天上午去翻译工作坊，中午带回译稿。艾基那独特的风格让我们震惊。
    1934年8月，艾基生于俄罗斯楚瓦士（Chuvash）自治共和国南部的村庄，楚瓦士语是他的母语。他的父亲是俄文教师，1942年死于前线，留下孤儿寡母。中学毕业后，艾基在本地师范学院读书，由一位楚瓦士著名诗人举荐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学习。50年代后期，他住在莫斯科郊区彼列捷尔金诺作家村，与帕斯捷尔纳克（前苏联著名诗人、作家，著有《日瓦戈医生》等——编注）为邻，成了忘年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鼓励下，他改用俄文写作。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奖，受到官方围攻。由于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友情，艾基被高尔基文学院扫地出门。
    他当时既没身份证也没钱，常在火车站过夜。幸运的是，在莫斯科结识了一批地下艺术家。他主要靠翻译维生，坚持写作。他的诗作先在东欧然后在西欧出版，直到80年代末才在俄国得到认可。
    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后不久，我又在哥本哈根见到艾基。应丹麦诗人兼评论家鲍尔·博鲁姆（Poul Borum）的邀请，艾基和我到他创办的作家学校讲课。艾基谈到他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的经验。他说，直到1959年被开除为止，他所学到的全部只是知道什么不该写。而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许是个重要开端。
    晚餐后，我跟艾基及夫人戈琳娜，还有我的丹麦文译者安娜到一个酒吧继续喝酒。我们之间语言重合的部分很少。好在有酒，跨越了所有的语言障碍。艾基酒量很大。他谈童年，谈故乡，谈莫斯科的地下文学。最后安娜先走一步，留下我和艾基夫妇，聊得更欢了，估计连中文他们全都听懂了。
    1994年春，我在美国收到一封来历不明的信。查字典才知道来自楚瓦士共和国。原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主义颓废派”的艾基，突然被封为国家诗人，各国诗人被请去参加他60岁寿辰的庆祝活动。我最终未能成行。后来听说艾基在寿宴上喝多了，住进了医院，大病一场。
    三年前，当我和我的同事约翰·若森沃特教授（John Rossenwald）策划诗歌节时，我头一个就想到他。他在美国知名度不高，我好歹说服了约翰。除了我认为美国人民有必要结识这位抒情大师，还有一个奇怪的念头作祟，就像格什温的名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曲目所提示的，我希望，艾基与柏罗依特，一个楚瓦士人与一个美国中西部小镇，会像两个毫不相关的词激活一个意象。
    我开车到芝加哥机场去接艾基夫妇。他们终于出现在门口。艾基见老了，花白的头发像将熄的火焰不屈不挠；他发福了，在人群中显得矮墩墩的。我们紧紧拥抱。艾基的拥抱是俄国式的，热情有力，他的胡子硬扎扎戳在我腮帮上。
    开车回柏罗依特的路上，“你看，那片树林！你看，那块坡地！你看……”他们一路惊呼。“这多么像俄国”，最后艾基感叹说。这真让我纳闷，好像他们匆匆赶到美国，就是为了医治怀乡病。看来这个世界上显然是差异先于认同，而认同往往是对差异的矫饰而已。
    我终于把他们带进完全不像俄国的旅馆套间。这儿有种后现代的夸张：收费闭路电视，因特网接口加电脑键盘，烧煤气的假壁炉，外加卧室床边那巨大的漩水浴盆。戈琳娜在这个人工漩涡前完全呆了，既兴奋又束手无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浴盆！”她说。艾基背着手呵呵笑着，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似乎在说，没什么，这是所谓文明的一种病态的幻觉。从窗口望去，废弃厂房的墙上是当年工人干活的巨幅照片，那倒与现实有关，提醒着本镇兴衰的关键所在。
    由于经费有限，柏罗依特诗歌节规模很小，除了艾基，还有日本的吉冈正造、墨西哥女诗人卡柔·布拉乔（Coral Bracho）、美国的迈克·帕尔玛（Michael Palmer）和土耳其女诗人白江·马突尔（Bejan Matur），外加我。规模小的好处是，诗人之间有很多私下接触的机会。
    第二天我请艾基和他的翻译皮特佛朗斯到我教的班上去，我正好在教艾基的诗。和我同住一个小镇的美国朋友丹携夫人专程为诗歌节赶来，他特别喜欢艾基的诗，也跟着旁听。艾基朗诵了几首诗，然后回答学生们的问题，由皮特翻译。他谈到苏联地下诗歌时，丹插嘴问：“那处境是不是很危险？”艾基突然生气了，脸憋得通红，喃喃说：“多讨厌。”我估摸俄文脏字在翻译时过滤掉了。他终于镇定下来，舒了口气说：“危险？那是可描述的吗？”显然是被美国人对苦难的好奇心触怒了。
    一个女学生问他为什么把很多诗都献给某某，那是些什么人。艾基回答说，主要是朋友，大多是普通人。既然普希金把诗献给王公贵族，他怎么就不能献给普通人呢？他开始谈到俄罗斯诗歌传统，谈到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谈到官方话语和韵律系统的关系，以及如何打破这无形的禁锢。
    柏罗依特国际诗歌节进行顺利。上午我们陪艾基夫妇和其他诗人去参观学院的人类学博物馆。戈琳娜告诉我，他们刚报销了机票，加上可观的酬金，简直快成了富翁。临来前，他们连垫付两张机票的钱都没有，还是跟朋友借的。戈琳娜告诉我，他们生活很简单，她教德文，艾基有一点儿版税；再说，农贸市场的菜很便宜。由于他们还要去旧金山和纽约参加其他活动，我警告他们一定要把钱带好，否则倾家荡产。
    在关于今日世界诗歌的意义的讨论会后，艾基专门为听众介绍了楚瓦士民歌。他先用唱盘播放民间音乐，然后自己吟咏，抑扬顿挫，如泣如诉。让我想起内蒙古草原上牧民的歌声。我相信，这种回溯到人类源头的古老形式，将会世代延续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下午和诗人们一起去附近的树林散步。艾基夫妇就像两个孩子，在几乎所有花草前驻步不前，随手摘颗果子放到嘴里，要不就采个蘑菇尝尝，彼此嘀嘀咕咕。俄国诗人和土地及一草一木的关系，让我感到羞惭：中国诗歌早就远离大地母亲，因无根而贫乏，无源而虚妄。
    我们来到一片林间空地，四周有台阶式的斜坡，有点儿像小型的古罗马露天剧场。我和戈琳娜一起唱起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戈琳娜极为惊讶。我告诉她我们是唱着这些歌长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对俄罗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边走边唱，甚至踏着节奏跳起舞来。艾基眼中闪着光，跟着瞎哼哼。戈琳娜感叹道：“真没想到在美国居然会唱这么多老歌。”
    “这就是怀旧。”我说。她一下沉下脸来：“我一点儿都不怀念那个时代。”
    晚上校方请客，我们夫妇和艾基夫妇坐在一起。艾基酒喝得很少，据说60岁大寿差点儿喝死，医生禁止他喝酒。我问起艾基的女儿，他说她正在莫斯科大学读书。问他有几个孩子，戈琳娜气哼哼地插话说：“婚生的就有六个，其他的根本数都数不清。”艾基呵呵地笑，不置可否，接着又自言自语：“这几天在美国，语言不通，整天被美女围着……好像在梦中……”
    艾基似乎有意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按说他曾靠法文翻译维生，怎么可能在国外完全无法与人交流？或许在后现代喧嚣的背景中，他宁可采取拒绝的姿态，通过俄文和楚瓦士文退回到田野与白桦树林深处，保留一块净土。
    诗歌节闭幕式由艾基压轴。他走上台，朗诵的头一首是《雪》。他声音沙哑，真挚热情，其节奏是独一无二的，精确传达了他那立体式的语言结构，仿佛把无形的词一一置放在空中。《雪》是一首充满孩子气的诗。他朗诵起来也像个孩子，昂首挺胸，特别在某个转折处，他把嘴撮成圆型，噢噢长啸，如歌唱一般……
    去年秋天听说艾基病了，后收到新方向出版社转来德国笔会的信，告知艾基的病情，鉴于保险费有限，呼吁各国作家为他捐款。我马上汇了笔钱，并给戈琳娜写信，希望夏天能专程去莫斯科看望他们。
    2006年2月21日早上，我收到皮特佛朗斯的电子邮件：“亲爱的朋友们：我写此信与大家分担一个噩耗：艾基今天在莫斯科去世。他去年秋天查出患癌症，且已转移到肝部。据说他死得很平静。上个月我去陪了他几天，他虽虚弱，却活跃达观——1月中旬还在莫斯科举办了最后一次朗诵会。他的遗体本周将运回楚瓦士安葬……”
    第二天，我收到土耳其女诗人白江的回信：“昨夜收到你的电子邮件，深感震惊，夜不能寐，读他的诗如同哀歌……我永远记得那天我们在柏罗依特，在回市中心的路上，艾基让车停下，走进一片玉米地。我忘不了他张望田野的样子。我们当时都坐在车里。他微笑着回来，手里握着几片玉米叶。现在他走进云的田野，永不回来……”■

作者为诗人、作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