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谈佛学书店谈京剧流派

一
　　“文革”前上海玉佛寺旁有一家佛学书店，那时我常去那里买书。许多在外面买不到的有关佛学的书籍，多半在那里可以买到。例如，南北朝时期刘勰襄佐僧佑编纂的《出三藏记》，是一部最早刊印的佛经书目，也是研究魏晋时期佛学不可少的工具书。我那时正在研究《文心雕龙》，在佛学书店购得此书，喜出望外。此外，佛学书店出售的金陵刻经处所出的佛典甚多。书店还附带出售一些供佛、礼佛的用品，我曾经在那里买了几枚泡制过的菩提树叶作为书签。
　　读书人都喜欢逛书店，我到那里去翻翻书也是一种享受。可是“文革”初，这家书店被红卫兵作为“破四旧”的对象加以焚毁，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从此以后，金陵刻经处所出佛书，在上海再也无法觅得了。
　　金陵刻经处所出佛书中，有一种名曰合本，即将同一部佛经的不同译本汇为一编，装订成一册。佛典传入中土，在前后数百年中经过了很大的变化。最初佛经的翻译采用的方法是所谓格义，即用外书比附内典的方法。佛书出自梵文，所用名相往往在汉字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语。所以，当时译者经常用与佛书名相较为相近的庄老术语代替。洎至道安，他极力主张传译佛典务求逼近原本真实，遂废格义不用，改用音译。于是，“般若”、“涅  ”等等梵音汉字出现了。最后，发展到佛经传译的登峰造极时代，玄奘大师所译诸经，乃使佛经的译本臻于完善之境。
　　金陵刻经处把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译法的译本汇为一编，这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其价值不仅对校勘有用，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可贵的研究资料。我们可以从这种合本去探讨佛经传入中土的不同历程，并由此去研究中国文化是怎样吸收外来文化，以及怎样将外来文化融入自身之内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金陵刻经处所出的合本，恰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资料。

二
　　思再嘱我为他新撰写的谈京剧流派一文提意见。思再提出京剧不要讲流派，曾遭人反对。我向思再说：“你本意要讲京剧应该重基础，如老生当以谭余为本，初学京剧不由此入手打好基础，就去学麒学言，往往误入歧途。你的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的文章应正面提出基础问题，而不能趋于极端，全盘否定流派。”
　　思再说：“梅兰芳就曾经跟那些学梅派的人说过：‘我是没派’。”思再以此为根据，以为梅兰芳也是全盘否定流派。
　　我说：“你这话不足为训。梅兰芳这句话是一句类似反讽的话，意思是指那些学梅派走了样、变了味的人，如果他们都可称得起是梅派的话，那么他自己就是‘没派’了。梅兰芳确实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说他自己是‘没派’，正如马克思早年对那批学马克思走了样、变了味却都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感到气恼。马克思向他们说：‘你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我不是’。可能梅兰芳并不知道这件事，但他用了类似的说法，真是了不起。”
　　我又和思再说，光有基础而不注意艺术家的个性创造，并由此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那还是不行的。歌德曾经在《单纯的自然模仿作风风格》一文中把风格列为艺术的最高境界，风格是审美主客观因素的统一，是艺术家展现他独有的艺术创造才能的表现。倘使你强调基础而忽略甚至抹杀风格，那就大成问题了。
　　流派是由艺术家独特创造才能的显现所构成的，当然，这种独特的艺术创造才能不一定就是风格。歌德曾经把作风与风格严格加以区分。作风也显示了艺术家的特点，但这往往只是由于艺术家的一种主观的癖好，或常年积累的习气所形成。这只是审美主观因素的畸形表现，它是不美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嫌恶的。但它也是艺术家的个性显现，一种艺术家特有的个性创造。你不能因为反对艺术家的特性和艺术家的个性创造的畸形表现（即上面所说的作风），就将另一种基于审美主客体统一的、符合美的规律的艺术作品的个性显现和个性创造混为一谈，朱紫不分。
　　在京剧界，有许多功夫扎实的老艺人一辈子都没有唱红，或者只能到科班里去教徒弟。还有一批艺人还不如他们，但是在基础上也不能说不行。他们或因天赋的缺陷，或因太没有独特的艺术创造才能，所以一辈子也没有唱红，流为“戏包袱”、“戏篓子”，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