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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下的“文人”

2005年07月25日 16:38 来源于 caijing
“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对唐代科举制下的浮薄“文人”,宋代士大夫群体深以为戒

  密特朗总统执政时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记者在采访时恭维他文笔甚佳,密特朗得意之余,不免忘形,说自己年轻时原来是打算当个文学家的。不想这篇报道发表之后,招致法国文学界大哗,认为一个政治人物竟敢无耻到自称为“文学家”,是可忍,孰不可忍?文学家们群起抗议,害得总统只好亲自出来道歉说,他只是说年轻时想成为——并没有敢说自己就是个——文学家。这才将一场政治风波最终平息。贵为一国元首,却不能越雷池一步高攀文学家,由此可见文人(homme de letters)在法兰西文化中的地位之尊。
  在古代中国,“文人”是个特定的称谓,它与诗文取士的科举制度紧密相联。隋炀帝在历史上以为政残暴著称,人们却往往忘记了,他既是一位风流自赏的文学才子,也是科举制度的大力推行者。他曾自夸说,就是凭诗文取士的科举制度,自己也合该当天子。李唐一朝有位宣宗皇帝李忱也是一位科举迷。他虽贵为天子,却在金銮殿的柱子上到处写上“乡贡进士李道龙”的标语,恨不能放弃九五之尊,化身为一个科场士子,也好享受一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快意。无论隋炀帝还是唐宣宗,这两位皇帝与文人争胜,不但无人非议,反而得到后世“好为儒雅”的美誉,论运气,可要比密特朗总统强多了。
  科举制度的发明与实施,名义上是为王朝国家选拔人才,其实是出于帝王让“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唐太宗语)的政治算计,所以一开始便考虑到社会力量的均衡。在科举取士的背后,其实是皇权和借助进士一科崛起的新兴阶层联手,与士族之间的政治争斗。如果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我们可以说,士族的符号资本是经学礼法,而新兴阶层的符号资本则是诗赋文词。双方都力图将自身凭借的符号资本转化为政治社会的符号权力,成为一种塑造和掌握世界的力量。唐代科举原以明经科和进士科并重,不想后来以诗赋取士的进士一科荣宠无比,其声誉之隆远远超过明经科。当时民间流传的说法是“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个读书人,三十岁中了明经科就已经算是老的了;而五十岁进了进士科,还算是年轻的。由此可见社会上对于进士一科的热衷。这一变化,意味着士族与新兴阶层力量的此消彼长。这与上述帝王的躬自鼓吹当然是不可分的。
  一般来说,士族依托的是社会演进的自然秩序,是所谓“自然的贵族”。他们熟悉律令治道,恪守既有的经学礼法,面对皇权能够保持较为独立的人格,然而其傲也往往令人侧目;而依赖科举入仕的新兴阶层,精通的是诗文,缺乏的是政治长才,凭借科场诗文一举翻身的科举制度,养成了这些文人入仕后在官场上奔竞躁进,汲汲功利,处世上荡检逾闲,政治上行险侥幸的投机性格。唐人孟郊曾在《登科后》一诗中洋洋自得地吟唱道:“昔日龌龊不堪嗟,今朝放荡思无涯。”所谓“放荡”,并不只是指文人进士喜欢做些“调笑酒家胡”之类的浮浪文学,更包含着无视礼律典章、行为缺乏道德规范的含义,而这,正是科举制下“文人”风范的深刻写照。
  科举取士的制度打破了士族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吸纳了大批新兴阶层进入仕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平等。但新进文人阶层与士族之间的政治争斗,最终不仅颠覆了中古的典章制度,也带来了一场政治社会的巨变。这就是唐代政治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牛党重科第,李党重礼法。这场政争延续了四十余年,不但使得李唐一朝官场内部的规则秩序荡然无存,也造成了其后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
  在高贵然而傲慢的士族与轻薄而浪漫的文人之外,则是既在科场落败,又与士族无缘的失意文人,如黄巢、李振之辈。他们投身社会底层,成为底层造反者的政治领袖。公元905年,先归顺黄巢造反队伍,而后又背叛并击败黄巢的军阀朱全忠带兵杀入长安。作为其谋主的科场落第文人李振说,“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结果无论是士族还是进士文人,都被一并投入到滚滚黄河的浊流中去了。这一悲剧,史称“白马之变”。
  法国诗人瓦莱里曾颇为艳羡地说,中国古代是惟一敢于将政治权力交给文人治理的国度。中国后世的士大夫却是另一种看法。比如南宋时的宰相刘挚,教育子孙时就常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可知宋代士大夫群体深以沦于唐代科举制下的浮薄“文人”为戒。他们虽然也多为科举出身,却完成了从文人到士大夫的文化转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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