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下的“文人”

　　密特朗总统执政时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记者在采访时恭维他文笔甚佳，密特朗得意之余，不免忘形，说自己年轻时原来是打算当个文学家的。不想这篇报道发表之后，招致法国文学界大哗，认为一个政治人物竟敢无耻到自称为“文学家”，是可忍，孰不可忍？文学家们群起抗议，害得总统只好亲自出来道歉说，他只是说年轻时想成为——并没有敢说自己就是个——文学家。这才将一场政治风波最终平息。贵为一国元首，却不能越雷池一步高攀文学家，由此可见文人（homme de letters）在法兰西文化中的地位之尊。
　　在古代中国，“文人”是个特定的称谓，它与诗文取士的科举制度紧密相联。隋炀帝在历史上以为政残暴著称，人们却往往忘记了，他既是一位风流自赏的文学才子，也是科举制度的大力推行者。他曾自夸说，就是凭诗文取士的科举制度，自己也合该当天子。李唐一朝有位宣宗皇帝李忱也是一位科举迷。他虽贵为天子，却在金銮殿的柱子上到处写上“乡贡进士李道龙”的标语，恨不能放弃九五之尊，化身为一个科场士子，也好享受一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快意。无论隋炀帝还是唐宣宗，这两位皇帝与文人争胜，不但无人非议，反而得到后世“好为儒雅”的美誉，论运气，可要比密特朗总统强多了。
　　科举制度的发明与实施，名义上是为王朝国家选拔人才，其实是出于帝王让“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唐太宗语）的政治算计，所以一开始便考虑到社会力量的均衡。在科举取士的背后，其实是皇权和借助进士一科崛起的新兴阶层联手，与士族之间的政治争斗。如果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我们可以说，士族的符号资本是经学礼法，而新兴阶层的符号资本则是诗赋文词。双方都力图将自身凭借的符号资本转化为政治社会的符号权力，成为一种塑造和掌握世界的力量。唐代科举原以明经科和进士科并重，不想后来以诗赋取士的进士一科荣宠无比，其声誉之隆远远超过明经科。当时民间流传的说法是“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个读书人，三十岁中了明经科就已经算是老的了；而五十岁进了进士科，还算是年轻的。由此可见社会上对于进士一科的热衷。这一变化，意味着士族与新兴阶层力量的此消彼长。这与上述帝王的躬自鼓吹当然是不可分的。
　　一般来说，士族依托的是社会演进的自然秩序，是所谓“自然的贵族”。他们熟悉律令治道，恪守既有的经学礼法，面对皇权能够保持较为独立的人格，然而其傲也往往令人侧目；而依赖科举入仕的新兴阶层，精通的是诗文，缺乏的是政治长才，凭借科场诗文一举翻身的科举制度，养成了这些文人入仕后在官场上奔竞躁进，汲汲功利，处世上荡检逾闲，政治上行险侥幸的投机性格。唐人孟郊曾在《登科后》一诗中洋洋自得地吟唱道：“昔日龌龊不堪嗟，今朝放荡思无涯。”所谓“放荡”，并不只是指文人进士喜欢做些“调笑酒家胡”之类的浮浪文学，更包含着无视礼律典章、行为缺乏道德规范的含义，而这，正是科举制下“文人”风范的深刻写照。
　　科举取士的制度打破了士族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吸纳了大批新兴阶层进入仕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平等。但新进文人阶层与士族之间的政治争斗，最终不仅颠覆了中古的典章制度，也带来了一场政治社会的巨变。这就是唐代政治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牛党重科第，李党重礼法。这场政争延续了四十余年，不但使得李唐一朝官场内部的规则秩序荡然无存，也造成了其后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
　　在高贵然而傲慢的士族与轻薄而浪漫的文人之外，则是既在科场落败，又与士族无缘的失意文人，如黄巢、李振之辈。他们投身社会底层，成为底层造反者的政治领袖。公元905年，先归顺黄巢造反队伍，而后又背叛并击败黄巢的军阀朱全忠带兵杀入长安。作为其谋主的科场落第文人李振说，“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结果无论是士族还是进士文人，都被一并投入到滚滚黄河的浊流中去了。这一悲剧，史称“白马之变”。
　　法国诗人瓦莱里曾颇为艳羡地说，中国古代是惟一敢于将政治权力交给文人治理的国度。中国后世的士大夫却是另一种看法。比如南宋时的宰相刘挚，教育子孙时就常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可知宋代士大夫群体深以沦于唐代科举制下的浮薄“文人”为戒。他们虽然也多为科举出身，却完成了从文人到士大夫的文化转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