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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梁鸿:写梁庄我才刚刚开始

2017年12月09日 15:37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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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冬天,梁鸿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十年过去,关于乡村她更加困惑。新书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总是活得如此艰难?
资料图:梁鸿。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记者 刘爽爽)屋子里有点闷,梁鸿打开门窗,阳光斜照进来,可以看到灰尘在空气里浮动。她已经很久没来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办公室了,钥匙也不在身边,联系学生拿到备份钥匙才开了门。新书出版后,她每周至少出京一次,到全国各地宣传、对谈、签售。

  2017年冬天,梁鸿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故事从吴镇梁庄生发——一个非典型农民梁光正,一生不甘心老老实实种地,晚年突发奇想拉着四个人至中年的子女四处寻亲报恩,他的过去随之展现在儿女面前。

  此前,梁鸿因两本非虚构著作《中国在梁庄》(2010)、《出梁庄记》(2013)为人熟知。梁庄的变迁是巨变时代许多中国乡村的命运缩影。她以田野调查方式记录下河南梁庄几十年的变化,又花了一年多时间走出梁庄,到全国各地探访外出的梁庄人。2015年,梁鸿开始探索虚构写作,写了12篇以吴镇为主角的短篇小说,结为《神圣家族》。2017年冬天,以梁庄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诞生。

  从2008年,梁鸿带着孩子回到梁庄实地探访到如今已经过去近十年。梁庄是不是快写够了?

  梁鸿答:“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呢。”

  梁光正是“高度集中化”的父辈形象

  写“梁光正”是因为父亲。父亲走后,梁鸿觉得,“突然空旷了。”

  在父亲生命后期,梁鸿才有机会和他较长时间亲密相处。因为写梁庄,父亲抱着病体陪她拜访村里每一户人家,又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前往二十几个城市。他敏锐地发现梁鸿进入谈话的困难,主动负责调节气氛,设计了许多细节,引出头绪。

  “没有任何夸张地说,没有父亲,就没有《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本书。对我而言,因为父亲,梁庄才得以如此鲜活而广阔地存在。”梁鸿在新书后记中写道。

  父亲去世,梁鸿失去同行者,甚至不敢回乡,不知如何在村庄中行走。她想念父亲,想到自己“并不真的了解他”。

  北京的家装修,两个喷漆工人每天带两套衣服来,工作时穿一套,下班后再换上另一套干净的离开。这让她想起父亲的白衬衫。少年时,吴镇通往梁庄的老公路还丰满平整,两旁是挺拔粗大的白杨树。她和父亲在路上相遇,被父亲干净体面的白衬衫闪得睁不开眼。在吃不饱的时候,一个整日在土地里劳作的农民怎么做到每天穿着干净白衬衫?

  原来即便在艰难时期,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有自己的坚持,哪怕这样的坚持在旁人看来麻烦而多余。这是梁光正的光。

  梁鸿用了两年的时间走近父亲,寻找那一代人留下的蛛丝马迹。于是梁光正出现了,他有四个孩子、一个瘫痪的妻子、一两个搭伙过日子的情人;他想跟上时代的脚步,早日发家致富,收到远方的风声种麦冬、豆角、油菜,却一次次血本无归;这个农民也不是完全正面的“伟大”,他多管闲事、不识时务、不见棺材不掉泪,拖累家人,一厢情愿地把几个孩子和继子女们黏合到一起,让子女们烦不胜烦。到最后,梁光正已经不是梁鸿一个人的父亲,而是那一代中国农民,按梁鸿的话说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父辈形象。

  “这部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是写了一个人物——梁光正。一个如此复杂,在生存、爱、情欲中挣扎的这样一个老农民,我没有看到过。”作家李洱在看完初稿后很激动地给梁鸿打电话说。

  作家格非假设自己来写梁光正,不会写得这么实,“恐怕会把一半的内容藏起来,不会让你看到这么多信息”。

  评论家李敬泽觉得,这都是前面非虚构留下来的根。“梁鸿写这部小说不是要藏什么,而是有太多东西要整理,太多的情节要放进去。有时候我们感觉书里面的信息纷至沓来,这个小说很紧。说到底是因为梁鸿老怕这事没说明白、没说够,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知道这么多一定要告诉你们。”

  一位朋友把这种“实”称为“恐怖现实主义”,梁鸿挺喜欢,“也是一种特点”。

  最初梁光正生活的地方叫“杜庄”,梁鸿不想用梁庄这个背景,“好像老是在炒作梁庄一样,你离不开这个庄了”。但在“杜庄”里,这个故事怎么都写不顺,换成梁庄的时候突然自由了,“可以在这个地方长棵树,可以在那个地方走一走,这个人可以随便生长。”

  梁鸿太熟悉梁庄了,了解那里的边界和尺度。每道风景、每个坎都蕴含着许多故事,每一个人的影子背后都幻化了无数个人影子。在其中书写,她随心又不逾矩,对梁庄她“还远远没有把玩够,很多细节没有琢磨透。”

  为什么中国人总是活得如此艰难?

  梁光正拒绝给村干部送礼,不给人好脸色,导致之后很多运动中总被找麻烦,挨打、批斗,连累子女。孩子们埋怨他,为什么不圆融一点做事。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女吝啬严格,却一下子掏出几千块钱给多年不见的继子。女儿为此嚎啕大哭,质问:“他一辈子帮这个帮那个,给别人操心,为什么不关心关心我?”

  梁光正和子女们既爱又恨的关系是许多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他们以互相攻击的方式依靠,抓住对方的痛处毫不留情,但又深爱着对方,在危难时,愿意委屈自己甚至牺牲自己。

  梁鸿特别愿意写这部分纠缠。她觉得,这样一个家庭内部的纠缠关系包含了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人总是活得如此艰难?不送礼本来是个很好的事,为什么却给他和家人的生活带来无穷灾难?”

  其中有民族文化的问题,如同她在《中国在梁庄》中的分析:“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每当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梁光正一生都为这个家努力,另一方面他也想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梁光正想得到一点感情为什么那么难?子女不是他的障碍,他自己也不是他的障碍,他的障碍在哪里?他站起来说真话是一个农民最朴素的事情,然后就被批斗。他为了养活几个孩子,跑到山区用烟叶换粮食,还被追缴,因为‘投机倒把’,最后两手空空地哭着走回家。这个社会逼得人没办法做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子。”梁鸿说。

  我真的为梁庄人做了什么呢?

  新书发布会前一天上午,姐姐给梁鸿打来电话,问她怎么能李敬泽、格非、李洱三位嘉宾请来,在家人眼里,梁鸿还是个傻妹妹,写得不够好,不能和这些作家比肩。

  1973年出生的梁鸿是家里第五个孩子。多亏了父亲,她们姐妹几个得以坚持上学。最早在城市扎根的大姐经常给家中小妹们写信:“只有上学才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

  初中时,梁鸿在日记本上写:“我要当作家”,之后一路“脑子里就没别的专业”,全都选了中文系。从邓县师范学校毕业后,梁鸿在一所乡镇小学当过一段时间语文老师,后来有个机会她考到南阳教育学院读大专,自考了本科学历,到郑州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接下来又读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博士。

  2003年,梁鸿30岁,留在北京,成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过上了姐姐口中的好生活。但她越来越觉得没有意义,故乡在衰败,许多幼时的乡邻在城市边缘艰难求生,自己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写各种文学研究论文,却离生养自己的大地越来越远。她感到羞耻。于是,2008年暑假,她背着包回到了梁庄。

  写作是为了先给自己一个交待,不写过不去。《中国在梁庄》是这样,《出梁庄记》也是。打算写这本书时,很多朋友劝她:“你一个搞文学批评的,《中国在梁庄》也挺火的,你还想干吗?”村庄已经凋零,村里留下的多是老弱妇孺,还有很多梁庄人在外地求生,她总觉得没写完,所以又花一年多时间,天安海北地找到那些流散在外的梁庄人。

  当初回到梁庄是为了寻找答案,比如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怎么解决?

  十年过去,梁鸿的困惑反而更多了。真实生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之前概念化、符号化的了解。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在城市遇到无数问题,社会的肌理复杂庞大,非一人之力能解决。

  很长一段时间,她背负着无法排解的空虚和负疚,写完《出梁庄记》一连十几天在家乡湍水边漫走痛哭。“我真的为梁庄人做了什么呢?我从梁庄得到的,要远远大于我给予梁庄的。”梁庄的痛苦庞大而真实,自己倾听、记录、出版,既得名又得利。

  “我没给梁庄带来钱,也没带来地或者政策,这些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做到。但作为村庄的一份子,我还在奋斗,内疚感能少一些。我的写作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奋斗方式。我只能这样界定自己,然后好好生活,好好写作。”

  她最近在准备一个关于地铁的调研,地铁像城市的血管一样,人口沿着地铁分布,地铁的尽头就是城市的尽头。某天的地铁上,她想到无数梁庄人也在其中穿梭,看着身边每个行色匆匆的乘客都觉得像亲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你有关,这一点都不假。所以下一步还是要写非虚构,想写一个更远的人生。”

责任编辑:陆跃玲 |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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