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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菲特小传:如何为善

2017年02月05日 11:44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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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牛津哲学家认为一切道德皆可浓缩为一个公式?他是对的吗?
资料图:英国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德里克• 帕菲特(Derek Parfit)

  编者按:2017年1月1日,英国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德里克• 帕菲特(Derek Parfit)去世,享年74岁。

  本文首发于《纽约客》2011年9月5号刊。中译文刊于《政治思想史》2017年第1期,经译者授权转载。

  文|Larissa MacFarquhar

  译|葛四友

  帕菲特对过去记忆甚少,几乎从不思考它。他把这个事实归因于他无法形成心理图像。

  什么使得我终其一生都是同一个人,一个不同于你的人?这些事实的重要性又何在?

  我认为我们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性质和历时同一性(identity over time)有着错误看法。我们一旦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有理由去做什么”的某些信念就应该有所改变。


  们出了严重事故,你的身体受到致命损害,而你两个同卵三胞胎兄弟则是大脑受到致命损害。你的大脑被分成两半,分别移植到两个兄弟的身体上,手术很成功。术后,两个活下来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你,似乎都记得经历过你的生活,并且有你的性格。(这并不像听起来那样不大可能:已经有手术把活的大脑分成了两半,产生了两个独立的意识流。)这里发生了什么?你是已经死了,还是仍然活着?如果你活着,哪个人是你?这两个人中的某一个是你?或者两个都是?或者两个都不是?如果两个手术有一个失败,只有一个有你一半大脑的人活下来了,情况又如何呢?情况似乎完全不同了——但一个人的死亡很难影响到另一个人的同一性。

  哲学家帕菲特认为:这两个人都不是你,但这并不重要。你不再活着并不重要,因为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与日常死亡大不一样:你与两个新出现的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具有与日常活着同样多的重要性——记忆与性情的连续性,它们会如同日常那样衰落和变化。我们大部分人关注自己的未来是因为这个未来是自己的——但帕菲特认为,这个最根本的人类本能立基于错误之上。个人同一性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帕菲特被许多人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有原创性的道德哲学家。他写过两本书,均被认为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该领域中最重要的著作——自1874年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这本书被认为是古典功利主义的巅峰之作)出版以来。1984年,帕菲特时年41岁,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理由与人格》,引起了轰动。这本书满是各种科幻式思想实验,全都促使我们对人类生活形成一种更加非个人化、非物质化和更加无私的的看法。

  假设有个科学家正要把你的细胞,一个个地替换成30岁时葛丽泰•嘉宝的细胞。在实验的开始,细胞的接受者肯定是你,在结束时肯定是葛丽泰•嘉宝,但在实验中间呢?你在两者之间能划出分界线的想法似乎也是说不通的——没有任何单个细胞能够产生是你(You)和不是你(Not-You)这样重大的差别。于是,“那个人是你还是不是你”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答案,而且这里没有任何神秘之处——我们都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如此一来,自我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全有或全无(all-or-nothing)的东西,而是一个可以有程度之分的东西。受精卵在自我分裂繁殖过程中的哪个时点成为一个人呢?当一个人逐渐陷入痴呆和昏迷时,他又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一个人呢?这里没有简单的答案——只是一个程度问题。

  帕菲特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有点类似佛教对自我的看法。多年前有位东方宗教的研究者向他指出了这个事实,而帕菲特很高兴这一发现。他当时在寻求普遍真理,而发现有个像佛陀这样的人物,时间与空间上与他相距甚远,独立地获得同样的结论,显然让他倍感欣慰。(他后来得知,西藏有个庙里的新和尚把《理由与人格》和佛经并列,放到一起背诵与诵读。)人们很难相信:不存在那种“全有或全无”的自我——只有多重细微的心理学事实使得你成其为你,而没有超越这一点的所谓“更进一步的深刻事实”。帕菲特发现自己的信念也是不稳定的——他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自己。佛陀也认为达成这个信念特别困难,尽管经由很多禅定有可能达成。但是,假定我们能被这样说服,我们该如何来思考它呢?

  这个真相让人沮丧吗?有些人是这样的。但是我发现它是解放且令人欣慰的。

  (不管在书中、电邮还是讲座中,帕菲特的用语都具有类似的腔调——很难区分。一言以蔽之,明显可以感觉到一种克制下的强烈情感。)

  当我相信我的存在是由这种进一步的事实构成时,我似乎被禁锢在这一个自我之中。我的生命看来就像一个玻璃管,我一年年越来越快地走向那个黑暗的终点。当我改变这一看法时,玻璃管就消失不见了。我现在活得自由自在。我的生活与别人的生活依然有所差别,但不再有那么大。我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更为接近,不再那么关注我自己的余生,而是更多地关注他人的生活。

  在帕菲特的一个朋友看来,帕菲特的个人同一性理论源自对死亡的极端恐惧。但是帕菲特认为,他过去并不比别人更加害怕死亡,现在则没有其他人那么害怕死亡。

  我的死亡会切断我当前经验与未来经验之间的直接联系,但它不会切断其他的联系。

  有些人会记住他,有些人会受其著作的影响,或者听从他的建议。在他逝世后,与其记忆相联的记忆,与其思想相联的思想,与其意图相关而采取的行动,依然还会存在,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身体之内罢了。

  这一切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活着的人之中不再有任何一个人是我。我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死亡在我看来就不再是那么的坏。

  完成《理由与人格》一书后,帕菲特越来越困扰于这一点:有太多的人认为并不存在客观道德真理这样的事物。这促使他去写作第二本书:《论重要之事》。众多哲学家对此书翘首企盼多年,今年夏天终于出版了。(基于流通的手稿,本书出版前就召开过一次会议,出版了一本批评文集,已经引起无数的讨论。)帕菲特认为,道德问题如同数学问题一样有真假答案。人们结合直觉与批判性思维就能够察觉这些真理,而且不管人们是否能够察觉,这些真理依然存在。帕菲特认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最为紧迫的事情莫过于发现这些真理是什么,以及说服他人相信这些真理的存在。他认为,如果没有道德真理,这个世界就是不毛之地,毫不重要。这个思想吓坏了他。

  我们将没有任何理由去尝试决定如何生活。这样的决定将是随意专断的。……我们将只能依据本能与欲望行动,就像其他动物那样生活。

  帕菲特感觉到身边满是危险的怀疑论者。他的许多同事不仅不相信有客观的道德真理——甚至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他们都是实用主义类型的人,主张道德真理这个概念是不必要的,就像第五个车轮:不管有没有它,人们会一如继往地过日子,强烈地感觉到某些事物是好的,某些是坏的,并不会怀念这种宇宙式赞许(道德真理)。对帕菲特而言,这是令人可怕的虚无主义。

  主观主义者有时候说,即使没有任何事物在客观意义上是重要的,只要有些事情对人们重要就足矣。但这表明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深。主观主义者就像这样的人,他们说,“上帝在你的意义上并不存在,但是上帝就是爱,有些人彼此相爱,于是在我的意义上上帝是存在的。”

  帕菲特是个无神论者,但当涉及到道德真理时,他的看法跟卡拉马佐夫对上帝的看法如出一辙:如果道德真理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

 

  帕菲特的言谈举止间,给人的印象是意识不到周边人对他的注视,这也许是因为长期孤身一人惯了。他拎着电脑包,坐立不安,白而蓬松的头发弄成了15世纪流行的那种向内卷发,每天穿着同样的装束:白衬衣,黑裤子。

  他有点出尘脱俗,不是很结实,气质略带中性化。他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反社会情绪,如嫉妒、恶意、强势和强报复欲等。他并不认为其工作的重要部分可以归因于其有意识的心灵。他把思维的自我看作是坐在大书桌后的国务大臣,在纸上写下问题放入传出箱之中。然后他无所事事地坐在桌前,搓着大拇指。而公务员在后面的屋子里拼命地工作,得出答案,然后传回来。他不那么注意到其自我的诸多边界——不怎么意识得到,也不怎么防备。他情不自禁地(有时候是不情愿地)富有同情心:很容易受身边人的情绪,尤其是不幸者的情绪的影响。

  他不大记得自己的过去,几乎从不去想它,对其他的事情倒是记得很牢。他认为这是由于他不善于形成心理图像的原因所致。他看到熟悉事物尽管能够认出来,但过后无法在头脑中回想起其图像:即使简单如旗帜也难以视觉化。出门在外时,他甚至回想不起妻子的面容。(这种情况少见,但还是偶有耳闻,据说从事抽象思维的人中常见一点。)他一直相信这是他为什么不去思考童年的原因。在他的想象中,其他人在安静时刻像放精彩老电影那样播放自己的回忆,而他有限的记忆只以命题,即句子来储存,从未有过生动的画面。当有人对他说,缺乏过去的图像并不能真正地解释对过去缺乏情感关联时,但是他坦承就是如此。

  帕菲特的母亲叫杰西,出生于印度,父母都是医学传教士。她学医长大,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得奖无数。她加入了牛津小组,这是1920年代建立的基督教运动,倡导四个绝对:绝对诚实、绝对纯洁、绝对无私和绝对的爱。经由牛津小组,她结识了诺尔曼•帕菲特,他是一个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也在学医。诺尔曼尽管学习很差,但是个有趣且好相处的人,而且很有原则——他是个和平主义者,从不饮酒。他在获得小组允许他求婚后,他俩就结婚了。

  成为医生后不久,他们于1935年来到了中国的西部,在教会医院教授预防医学。不过在能工作之前,他们被要求在山上学几年中文。杰西很快就上手了,而诺尔曼不管多努力,就是死活学不会,他也为自己的这种失败而感到绝望。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939年,叫西奥多拉,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42年,叫德里克。诺尔曼受到了毛泽东理想主义热情的吸引,确切地说,他并未因此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他确实放弃了过去养成的那种保守主义的政治观。更重要的是,诺尔曼与杰西都失去了宗教信仰。他们不喜欢有些传教士伙伴,有些是种族主义者,并且震惊于基督教与中国这种成熟文化毫不相干。杰西很轻易地放弃了她的信仰——她把基督教与成长过程中压抑的清教主义联系起来,并且在追求公众健康中找到了满意的人生目的。然而,诺尔曼的信仰丢失对他而言是一个灾难,失去了上帝,他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他由此陷入长期的抑郁,直至死亡。

  德里克出生一年后,他们一家就离开了中国,尔后居于牛津,还生了第三个孩子,名字叫约安娜。德里克7岁时就信教,立志成为修道士。他一直祈祷且尽力劝说父母去教堂,只是徒劳无功。不过他到8岁时就不再信教了,因为他判定好的上帝不会送人下地狱,而如果老师有关上帝的善性可以出错,那么关于上帝的存在也同样可以出错。他的这个论证有缺陷,但很有说服力,从此他再也未信过上帝。

  杰西与诺尔曼毫无共同之处,生活在一起并不美满,不过始终没有离婚。杰西获得了第二个学位,成了一名精神病医生,最终是在伦敦为情感失调的孩子提供服务。诺尔曼则在牛津附近做一份低层次的公共健康工作,关注过癌症与氟化反应,但太过低效而在两方面都毫无建树。

  我的父亲是个完美主义者,不过一事无成。他每年都花几个星期来写他的年度报告,不停地修正其文本。而我母亲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可写出这样的文本。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知识分子,道德和宗教观念对他非常重要,但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相信他只读过两本书,一本书是萨克雷的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这是别人给他的;还有一本则是“除四害”,这本书描述中国成功“除四害”的运动。

  三个孩子在年幼时就被送去寄宿学校,因此,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是很了解。

  我后来才慢慢意识到,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家庭才是他们生活的地方,而不是像我这样,主要生活在学校里面,家庭只是偶尔中断学习去探望之所。

  西奥多拉与德里克都像母亲,才华横溢。德里克被送去伊顿公学,除了数学外,他门门第一。约安娜则像父亲,样样不行。她有暴牙,还特别高,11岁时就有六英尺高。家人聚在一起时,情形并不是很好——父亲总是非常愤怒,因为他常常搞不懂妻子与大孩子们在聊什么,而这让他感到自卑。他生活面窄,只好躲避于两个业余爱好中。一个爱好是打网球,但打得不大好,另一个则是集邮,每晚要花好几个小时。德里克整个童年得出的理解就是,他、母亲和西尔是幸运的,会有充实的生活;而诺尔曼和约安娜则不幸,永远无法过上幸福的生活。在他的余生之中,父亲与妹妹留给他的一切印象,全都是让他感到害怕的那种痛苦与不公平。

  我相信自己并没有受到父亲抑郁的严重影响,只是为他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与他从来就没有很亲近过,而他也并不善于与孩子互动。我成为美国的哈克尼斯研究员后,要离开几年,我看见他跟我说再见时眼角有泪。这在当时深深地打动了我,而我这个句子也是含泪打出的。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感受到父亲的爱意,尽管这份爱意表达得有点压抑而且还不是那么清楚。

责任编辑:刘芳 | 版面编辑: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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