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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寻找奥威尔:令人哀痛与深思的旅程

2017年01月14日 08:37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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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开玩笑说,奥威尔的作品是“缅甸三部曲”。因为他的《缅甸岁月》《动物庄园》《一九八四》,几乎就是缅甸在20世纪经历的历史

  【财新网】(记者 刘芳)“乔治·奥威尔,乔-治-奥-威-尔。”美国记者艾玛·拉金(Emma Larkin)放慢了语速,对眼前的一位缅甸老学者说。老者摇着头,目光茫然。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作者。”拉金再一次尝试。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高兴地拍打着额头:“你在说先知!”

  由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开始,拉金叙述了自己在缅甸寻找奥威尔的旅程。

  上世纪20年代,奥威尔曾作为大英帝国的警察在缅甸生活了五年。之后,他突然返回英国递交辞呈,开始写作,出版《缅甸岁月》《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由此跻身20世纪最受尊敬和最有预见力的作家行列。

  1995年开始,拉金重访了奥威尔在缅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复原了这段几乎被所有研究者忽视的生活经历。《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2004年在美国出版。《纽约时报》评价称,“这本书令人哀痛、引人深思,又带着极其吸引人的性质。它是文学分析和政治旅行札记的结合体:它用缅甸去解释奥威尔,又用奥威尔去解释今日缅甸的苦难。”

  该书中文版2016年10月由三辉图书与中央编译出版社联合推出。2017年1月13日,中文版译者、文化学者王晓渔,与剧作家李静、《东方历史评论》高级编辑庄秋水一起,在北京雕刻时光咖啡馆就该书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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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美] 艾玛·拉金(Emma Larkin) 著

  王晓渔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0月

  寓言文学让作恶者变成拙劣的模仿者

  在缅甸,有人开玩笑说,奥威尔的作品是“缅甸三部曲”。因为他的《缅甸岁月》《动物庄园》《一九八四》,几乎就是缅甸在20世纪经历的历史。

  《缅甸岁月》自不必说,它记录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缅甸社会;《动物庄园》讲述了一群猪推翻人类农场主又成为新农场主的故事,这与缅甸从英国独立不久又被军政府掌控有相似之处;《一九八四》对于极权主义下生活的精准描述,则像极了缅甸在军政府治下的场景。

  “我最近对寓言文学有了一些新的感触。”在讨论现场,李静说,“寓言文学将最坏的可能性写出来,如果后来的历史照此发生了,作恶者就成了文学的拙劣模仿者,成了让人发笑的小丑。从这个意义上说,寓言文学消解了作恶者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缅甸曾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20世纪上半叶是亚洲的“米仓”。但在军政府始于1962年的统治下,仅仅25年时间,缅甸成为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欠发达的国家之一,与它并列的其他十个国家全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在血腥镇压了发生于1988年的人民起义之后,军政府更改了各处城市、小镇和街道的名字。拉金在书中说,“这里面有一个深层动机。将军们在重新书写历史。当一个地方被更名,过去的名字从地图上消失,最终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如果有可能,关于过去事件的记忆也会被抹去。”军政府甚至改变了国家的名字,将作为Burma而存在的缅甸,替换为一个新的国家Myanmar。

  拉金在书中引用了缅甸一位政府发言人一年后对1988事件的总结:“真相只有在一定时间内是真实的。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所谓的真相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与《一九八四》里的名言异曲同工:“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一九八四》在缅甸变成了全面的现实,而《一九八四》在缅甸是禁书,没有缅甸语译本。”李静说,这也恰恰印证了《一九八四》封面上印着的那句话:“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

  文学讲述的不是现实,而是真相

  有趣的是,现场三位讨论嘉宾,王晓渔、李静、庄秋水,都毕业于中文系,都是在20岁左右第一次接触到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也都曾得出相似的第一印象:“概念化”“政治性大于文学性”。

  但时隔十几年,带着各自的生活阅历再读,他们共同感到,“像是以前从没读过一样”“醍醐灌顶”“有刻骨的痛感”。

  王晓渔说,这也许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提倡“纯文学”概念,以至于中文系出身的人首先都会从“文学本位”去评价,不认可所谓“观念先行”的作品。但如果仔细考量,“纯文学”概念的提出本身就不那么“纯”,是为了回拨当时主流文学过于政治化而产生的。

  “我现在观念有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文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吸纳所有内容。它能处理包括政治在内的任何话题,区别只在于处理得够不够好。”王晓渔说。

  他向读者分享了自己想法变化的过程。最初让他颇感吃惊的,是福克纳的一句话。这位以意识流手法和多角度叙事而著称、极具艺术美感的作家表示,“我的理想是写一本《一九八四》。”

  更大的触动源自德国哲学家阿伦特关于政治的解读。阿伦特将“政治”溯源回亚里士多德时期,认为广义的政治即公共空间的公共生活,是任何个体都必然参与其中的。后来随着对“政治”的窄化理解,人们产生出“现实政治龌龊肮脏、文学艺术高于其上”的想法,而这恰恰造成了政治冷漠。阿伦特认为,这种观点应该纠正,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公共生活。

  庄秋水也谈到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我越来越觉得,文学讲述的不是现实,而是真相。”

  阅读《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的体验,让她想到另一本相似的作品,伊朗女作家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后者描述了在原教旨主义时期的伊朗,人们被禁止阅读来自“资本主义敌人”的文学作品,身为大学老师的纳菲西就带着几个女学生,在秘密空间里偷偷阅读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奥斯汀……以个体的文学审美对抗极权。

  庄秋水说,她一度也觉得纳菲西这本书有点“泛政治化”,好像不管什么文学作品,都要拿来做一番政治解读。“但这几年我的想法改变了,因为他们就身处这样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里,政治触及生活的各个层面,而文学正讲出了这种生活的真相、内心的真相。”

  每个笑话都是一次小型的革命

  李静复述了书中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二战”期间缅甸被战火摧残,谷物干枯,甚至牲畜都拒绝食用。日军为了解决运输军火的问题,想出了一个奇特的办法,让运货的驴子都戴上绿色玻璃的眼镜。驴子看到谷子是绿色的,就高高兴兴地进食了。书中一位缅甸人说,军政府统治的缅甸就是戴绿色眼镜的时代,“意思是,看到一件不好的事情,却被迫把它想成好事情。”

  另一个笑话则说,有个缅甸人长途跋涉去邻国看牙医。医生看到他很惊讶:“你们国家没有牙医吗?”“有啊,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张嘴。”

  笑话在这个国家中盛行,书中,拉金引用奥威尔的话做了一个注解:“每个笑话都是一次小型的革命。”

  “笑与权力的关系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主题。”李静说。她最早意识到这一点,来自于苏联文学评论家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巴赫金认为,狂欢是一种全民自发的、共同参与的活动,因而消解了阶级、特权的存在。“我觉得这是在用另一种语言探寻精神自由的可能。”

  李静说,中国的文学传统里似乎较少有这样特质的作品,最适合用巴赫金理论解读的也许是王小波,再早一些,鲁迅的《故事新编》大概也在其列。“幽默感是人类较为稀缺的品质,因为幽默感需要的创造力、智慧更高。而一旦掌握了这一技能的人,是绝不会受控于统治者的手掌心的。”

  王晓渔则表示,笑的力量有不同向度,有时反而会起到削弱力量的效果。他举例说,比如现在关于雾霾问题的各种段子,一定程度上就掩盖了问题的严肃性和迫切性,在嬉笑中消解了积极行动的可能。对各种问题不加区分的“娱乐化”,或许只能导致“娱乐至死”。

  有读者现场提问,无论缅甸还是前苏联,政治笑话盛行,说明人民心中早已都有反对意愿,但是认知似乎并不代表就能起作用,在这些国家的进程中,人民的作用总是缺位的。对此,王晓渔说,“在这些国家里,人们思考、阅读,不是希望由此让一个帝国崩溃,而是让自己的内心免于崩溃。在外部环境不断产生焦虑和压力的时代,这也许是个体能做的最重要的事。”

责任编辑:刘芳 |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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