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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国到恶梦国——由“乌托邦之声”说起

2015年10月09日 15:51 来源于 财新网
乌托邦小说中表达的一些美好愿望,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福利国家已经实现。而其想法中隐含的极权专制阴影,却在公有制国家得以彰显
资料图: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Michal Dolezal/东方IC

  【名著的启示】【财新网】(文化专栏作家 米琴)新获诺奖的白俄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ksijevitj)把自己的系列写实文学作品总称为“乌托邦之声”,颇具讽刺意味。乌托邦有理想国之意,而她的系列作品主要表现了苏联时期的灾难。

  苏维埃俄国成立于1917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彼时描写共产理想国的乌托邦小说在欧美已流行了四百年。英国作家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年)第一次详细描述了财产公有、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保障,并享受较高的社会福利。可这个公有制社会是以牺牲个人权益、自由、欲望和兴趣等等为前题的。[注1]

  17世纪迎来共产乌托邦小说的第一个高峰。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Tomasso Campanella)的《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洋岛》(New Atlantis)和英国政治思想家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的《大洋国》(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以现代人眼光来看,《太阳城》所描述的理想国,更像是恶梦国。那里实行的是独裁政体。最高统治者和他下面的三位领导都是终身制,并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他们不仅有行政权也有执法权。政府对全体居民进行极严格的监视和管制,甚至干涉民众的私生活。生儿育女都是为了国家和个人无关。幼儿断乳后,便按性别交给专人抚育。女性则完全被当作生育工具,不能怀孕者就成为“公妻”。“太阳城”中的居民获得了经济上的平等以及免费教育等等社会福利,但丧失了基本自由和人权。

  19世纪后期出现了共产乌托邦小说的第二次高峰。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所著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该小说描述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理想国。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公共财富和生产大权,包揽人们的工作、生活、娱乐等等。人们在物质上应有尽有,社会秩序良好,人与人关系亲如一家。而另一方面,人们放弃了个人意志、选择、自由和多元倾向,而融入到军事化的结构当中,对最高权力心甘情愿地彻底服从。[注2]

  两年后,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莫里斯(William Morris)出版了小说《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莫里斯设想的共产理想社会是高度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社会,与先前那些乌托邦小说中的“集体主义”大相径庭。而且,在这个理想社会里,民主和自由都发展到了极致。[注3]

  1893年在德国出版的小说《社会主义未来的图景》(英译Pictures of the Socialistic Future)是最早的描写共产恶梦国的反乌托邦小说。作者欧根•里克特(Eugene Richter,1838-1906)是俾斯麦时期自由主义政治家。他写此小说的目的是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发出警告。

  这部小说很像是在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所写的回忆录。书中主人公描述的情况,中国的年长读者都很熟悉。比如,人们的工作由国家分配,一辈子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和在同一个住所居住;物资匮乏,食品定量分配;人们不可出国旅游,农村人不可移居城市等等。惟一让人感到新鲜的是,在这个作者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居然还存在反对党。反对党还在议会占有三分之一席位。在议会举行的会议上,反对党代表还敢于批评指责现有制度,并强烈要求取缔社会主义。

  共产乌托邦小说中描绘的均富情景,在所有“一战”和“二战”后建立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里都没能实现。而《社会主义未来的图景》中描写的均贫情景,倒更接近这些国家的真实情况。实际上,这部作品中描写的许多场景都具有前瞻性。

  小说叙述者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故事开始时,社会主义者已取得政权。除了英国和瑞典,欧洲各国都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政党要按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所有人绝对平等的原则,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人人兴奋,期待美好生活。

  在进行全民大选之前,先由议会中的社会主义党成员暂时管理国家。他们将所有企业财产都收归国有。医生律师也由国家管理。除了国家发行的报纸不允许存在别的报纸。政府以爱国主义和为人民利益为号召,规定21岁到65岁者有劳动义务,每天必须工作八小时。孩子免费教育,都上国家的学校。人们吃饭上食堂。

  因为工作由国家分配,一些夫妻两地分居,子女和父母分离。像战士不能离开军队一样,每个人都不能随意离开自己单位。勤劳者和懒惰者拿同样的工资,结果出现消极怠工。挪用公款、欺骗行为等现象也成倍增长。艺术家、诗人、作家、科学家和有技术的人都移民国外,主要去了美国。于是政府派更多军队驻扎边境,防止人们外逃。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警察增加了十倍。

  大选期间,反对党因为没有媒体、会议场所和资金而只获得三分之一选票。作者评论道,“在一个没有个人自由和商业自由的国家,最自由的政府形式也难以建立政治的独立。日常生活都依赖国家的人民不可能不选正在掌权的人。”选举结果是政府党以三分之二票获胜。很快,国家经济下滑,出现金融危机。物资也越来越匮乏。政府提出让工人增加工作时间,致使一些工厂工人开始罢工。政府停止给罢工工人购物卷和食品。饥饿的工人袭击面包店,遭警察军队镇压。社会秩序大乱,暴动频发,叙述者也在暴乱中死亡。

  小说出版后没引起太多注意,也没影响到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直到70年后社会主义东德竖起柏林墙阻挡人们外逃,人们才醒悟到当初小说的警告,可为时已太晚。

  这本共产恶梦国小说也未能终结描绘共产理想国的乌托邦作品。1902年,康有为完成《大同书》,主张取消私有制、把所有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书中描绘了一幅公有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美好图景。据中国学者研究,毛泽东深受《大同书》影响。1958年在发动人民公社的时候,毛曾宣布,“前人乌托邦的理想,将在我们的手中实现”。[注4]

  而实际上,乌托邦理想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立以后不久,就遭到普遍质疑了。从那时起,描写共产理想国的乌托邦小说彻底终结,代之而起的是一系列反乌托邦的恶梦国小说。

  1921年,俄国作家扎米亚京(1884-1937)创作了小说《我们》。作品于1924年以英文版在美国第一次出版。小说描写了由大恩主领导的世界大同社会。人们的生活高度统一,受到严格控制。所有人都住在玻璃公寓中时刻接受秘密警察的监视。

  1932年,英国著名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出版。小说描写了一个超级稳定的社会。统治者们严格控制社会不靠武力和威吓,而是靠条件制约、反复洗脑、监控思想和集体主义。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工作有保障,生活富裕,但是个人意识、独立思想绝对不允许存在。人们实际上是没有自由的奴隶,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娃娃。[注5]

  1949年,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的《1984》问世。小说描述了一个未来社会“大洋国”。控制这个国家的党内核心人士总结了纳粹统治和苏联共产社会的经验教训,把极权社会推向极致。书中描写的绝对权威“老大哥”、时刻监控人们言行的“电幕”、思想警察和思想改造等等,让西方人胆颤心惊,时刻保持警惕不让类似的苗头出现在自己国家。[注6]

  以上是影响最大的三部反乌托邦小说。当然,这些描写恶梦国的小说有丰富内涵和多重象征意义,但其对乌托邦理想负面影响的批评是显而易见的。乌托邦小说中表达的一些美好愿望,如今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福利国家已经实现。而其想法中隐含的极权专制阴影,却在公有制国家得以彰显。这正是描写共产理想国的乌托邦小说彻底终止、共产恶梦国小说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未来的图景》问世70年后,人们才认识到作者的先见之明。《1984》问世30年后才在中国以内部资料出版。又过了八年才正式出版,引起中国读者强烈共鸣。此后多次再版,并出现过至少三个不同译本。历史不能重新来过,但其经验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取。

  [注1]参看笔者<共产主义理想国___莫尔的《乌托邦》>一文。

  [注2]参看笔者<《回顾》:国家社会主义理想国>一文。

  [注3]参看笔者<《乌有乡消息》:浪漫共产主义乐园>一文。

  [注4]<人民公社制度的大同思想渊源>,《沉浮》,凌志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

  [注5] 参看笔者<幸福和稳定的代价——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文。

  [注6] 参看笔者<思想监控和改造——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文。

责任编辑:刘芳 | 版面编辑: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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