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维舟
书评人
叛逆也许是人生的必经阶段,有时甚至是可贵的品质——尤其是在那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它代表着不愿屈从于现实的反抗,指明着变化的可能。阿扎尔•纳菲西,这个“叛逆女儿”,在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时用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书名来陈述:说起来是“我所缄默的事”,但她毕竟并没有像自己的父母那样把这缄默保持到底。
就像中国在民国时期曾经历过的那样,她在少女时代所经历的伊朗也正处于“既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作为中东地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伊朗社会当时正经受着现代化的洗礼,这个文明古国第一次真正向外界开放;与此同时,各种传统秩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崩塌,又使各类社会群体感到有几分无所适从,而国王又试图不加区别地压服所有这些人,以至于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这些原本互不相同的群体的共同敌人。那本质上是一个脆弱而矛盾的年代,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