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文
最近拜读110岁的周有光先生几年前的一段话,我确实颇有感触和担忧,也引起联想和反思。针对这些年文化和民德方面的种种问题,周老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对周老的这种判断,大家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笔者此处姑置不论。但笔者由此联想到和反思起民国时期针对文化和民德问题的新生活运动。
岳庆平|文
最近拜读110岁的周有光先生几年前的一段话,我确实颇有感触和担忧,也引起联想和反思。针对这些年文化和民德方面的种种问题,周老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对周老的这种判断,大家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笔者此处姑置不论。但笔者由此联想到和反思起民国时期针对文化和民德问题的新生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