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波|文
题名指向一封“情书”,与《独立宣言》同出自一人之手,即托马斯·杰斐逊。这里不谈《宣言》而谈《对话》,并非想以猎奇的情场八卦消费伟人,只因为,革命与爱情(或一般意义上的激情),实为一体之两面。出于特定灵魂结构的爱情品质,往往表征乃至决定着革命品质。因此,透视伟人的激情及其品质,说不定可以举一反三地透视某个时代或国家的革命品质。一个假说:或许《对话》中深藏着解读《宣言》的密钥。
1785年,沉浸丧妻之痛三年的杰斐逊,在政坛友人的好意下出使法国,希望远离故土可以纾解已近自杀的抑郁。他驻法四年,其间革命危机正逐渐迫近,但这一时期他的通信,大多是寄情山水,平静悠闲——若未邂逅柯斯韦夫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