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礼|文
在《关于偏见的笔记》中,以赛亚·柏林说,民族主义,“常常是创伤的产物,这种创伤是一个民族在自尊或路途方面加之于另一个民族的”。近代以来,给予中国最大心理创伤的,正是日本。
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中国精英来说是刻苦铭心的痛苦记忆,死亡、战败、割地、赔款的灾难笼罩中国,不幸的是,这只是漫长中日战争的开始。也正是在此之后,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得到了新的刺激和成长。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中国人更习惯以共同的文化来界定自我,而不是血缘与种性,正如冯友兰所言“人们或许说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但我认为这正是要害,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 在华夏族对四方不断的同化之中,中国地理在扩大,而民族观念却没有随之成长。晚清西夷的到来,摧毁了中国的华夏中心观,而“东夷”日本的到来,则在摧毁华尊夷卑的历史优越感上完成了最后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