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全世界的哈维尔

夏目|文

　　在睡梦中，瓦茨拉夫•哈维尔走完了75年的人生之路，他的太太维什诺娃和几位修女陪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受慢性呼吸道疾病困扰，哈维尔的健康状况长年不佳，与之相伴的则是世人皆知的烟瘾和与监狱的不解之缘。1983年的那次出狱，就拜严重的肺病所赐，颇具黑色幽默色彩。1989年12月29日，他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距离最后一次出狱仅42天。此后他终于与牢狱绝缘，但疾病仍旧是终身之敌。1990年代，他因癌症而切除了一部分肺。2009年1月，他因炎症入院，在一次咽喉手术后呼吸更为困难。

　　1992年底，捷克斯洛伐克和平解体。转年，经过司法程序，他出任捷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在诗人贝岭的眼中，即使声望如日中天，哈维尔总统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不时露出“羞涩甚至不安，那是一种生性腼腆者被众人当面过誉后的局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傲慢”。作为“布拉格之春”与“天鹅绒革命”的主角，哈维尔并没有着力于无休止的清算，无论针对前政权成员还是自己的战友。值得一提的是，在转型后的国家中，前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于1992年出任国会议长。

　　身为“哲学家王”，哈维尔在施政时仍然尽力保持清醒的头脑，非常谨慎地限制着自己的浪漫情怀。他对现代性颇为警惕，不信任苏维埃政治与议会政治，主张寻求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公平”的经济。不过，他没有把自己的同胞当作伟大理想的实验品。另一方面，他被指批评多过建设性意见，从而被讥讽为“高高在上的教师”。变革的激情过后，异见领袖的荣光逐渐雨打风吹去，众望所归的哈维尔也要面对支持率下降带来的焦虑。知识分子式理想主义与政治理性之间的鸿沟，或许就是现实生活中“哲学家王”无法解脱的困境。

　　虽然内外形势起起伏伏，但是，在哈维尔担任总统的十年间，捷克加入了欧盟和北约，铺就了转型之后的“重返欧洲”之路。在致哀的声明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形容他是“真正的欧洲人，终其一生支持民主与自由……他的名字将永远与欧洲的重新统一，以及欧洲价值在中、东欧的播散相联系，也极大鼓舞着全世界所有为自由与民主而奋斗的人们”。在深陷危机的时刻，哈维尔仿佛是那曾经“伟大”的欧洲的绚烂余光。

　　在唁信中，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使用了类似的措辞——“我们德国人有更多可感谢他的地方，我们为失去你这样的伟大的欧洲人而悲痛。”可以想见，相对于那些致力于欧洲统一的同事，生长在民主德国的默克尔对哈维尔的体认会更为立体：他不仅是一个殚精竭虑的欧洲政治家，还是一个富有道德勇气的作家和思想家。无疑，中国的知识分子更为关注哈维尔的后一个身份，这是属于全世界的哈维尔。

　　作家査建英记载过一个细节，在探监时，她遇到了一位不认识哈维尔的审查官，使一本《哈维尔文集》成为漏网之鱼。不认识哈维尔并不稀奇，而且封面上的这个外国老头除了神色阴沉，并没什么大奸大恶的眉眼。在这次经历中，哈维尔再一次成为自由的象征。

　　在这本文集的序言中，已故的李慎之先生把哈维尔的主张总结为“人人说真话，人人办实事”。在他看来，哈维尔提出了一种“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反政治的政治”，并通过倡议和解的“七七宪章”加以实践。

　　像很多思想家一样，哈维尔指出了“沉默的大多数”或者说“平庸的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可贵的是，这位理想主义者愿意知行合一地践行自己的主张——“真理与爱必将胜过谎言与仇恨”。虽然难免树敌，其中与布罗茨基和（他做总统时的捷克总理，现任总统）克劳斯的辩论还尤其著名，但是他并不情愿使争论堕落为党同伐异，譬如为昆德拉申辩——尽管对昆德拉的某些行止不以为然，但是当昆德拉遭遇道德清算的时候，他仍然抱持公允之心发表意见：

　　“我严肃地认为这不可能——米兰•昆德拉匆忙地赶到当地警察局，报告说有人告诉他，他们听别人说有个间谍将去某地拿个手提箱，我不认为也不相信事情会这么愚不可及地披露于世。……如果这个丑闻牵涉的是体育博客（Joe Blogs）而非著名作家，那就没什么事儿。所以，做好作家、因为写作而出名是有风险的。无论如何，有时还是要冒险的，这对公众有好处。如果没有昆德拉的作品，世界显然会变得更差。而另一方面，在2008年10月16号那天，昆德拉的情形显然会变得好些，或者至少能跟体育博客等量齐观。

　　最后，我有两件事要说。一件说给年轻的历史学家：在评判历史的时候请务必谨慎，否则就像你前辈所做的那样，伤害可能大于良善；一件说给米兰：尝试超然世外！如你所知，人生路上所发生的事情，要比受到媒体毁谤更为糟糕。”

　　在生活中，哈维尔不是甘于为宏大事业而牺牲独立个性的人。1994年时访问捷克时，比尔•克林顿见到了哈维尔，在他看来，对方“个子不高，说话柔和，眼睛不停地眨着，极为聪明，是各地自由力量的英雄”。哈维尔带他去了一家爵士乐俱乐部，两个人合奏一曲，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克林顿把这件事写进了自传《我的生活》：

　　“那家俱乐部曾是他天鹅绒革命支持者的温床。乐队演奏了几首曲子之后，他把我带到台上，介绍给大家，递给我一枝新的萨克斯管。这枝萨克斯管产于布拉格，是由一家在共产主义时代为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军乐队制造萨克斯管的公司制造的。他叫我吹萨克斯管，和乐队合奏。哈维尔满怀激情地敲着小手鼓，我们演奏了《夏日时光》和《我可爱的情人》”

　　哈维尔与发妻奥尔嘉的爱情，通过他的狱中书简为更多人熟知和感动。正因如此，他与电视明星达格玛•维什诺娃的结合引起了争议，那时奥尔嘉过世尚不足一年。他不得不通过电视向国民解释，“她一直都是，以后也是我心灵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去世前，奥尔嘉告诫我要再婚……我和达格玛结婚，不是让她取代奥尔嘉，而是认识到彼此相爱，要生活在一起。”

　　把哈维尔归入某个阵营，视其为某种理论的支持者或反对者，会掩盖他的大部分光彩，因为那是个真实生活着、敢爱敢恨的人。去世之后，他声援过的论敌昆德拉说，“哈维尔最好的作品就是他的一生”。这算得上对这段丰富人生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