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罡|文
一九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从工厂回到家里。父亲告诉我,报纸上登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文革后首次招生的简告。权衡我的优势劣势,他建议我报考。
刚刚在去年深秋,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志愿:北京大学或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可惜,初中三年,除了三夏劳动、冬季拉练和为学校深挖防空洞之外,所学甚少。仓促上阵,踉踉跄跄蹚过数学的泥塘,一头栽倒在“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一中国科举史上最朴实大方的语文试题脚下。音乐学,则是位吊环运动员,一手抓住文史,一手吊牢音乐,在其间做出姿势,略有自由发挥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