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索尔仁尼琴

　　梁文道

　　他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和“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人类的良心”。他当然拥有一颗了不起的心脏，带动着患有癌症的身躯，熬过了劳改营的苦寒和“克格勃”的狠手；挺过了苏联的压迫与流放、西方的漠视和耻笑……

　　——他这颗心到底是谁的“良心”呢？假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是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那么他的一生，实在还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难以避免的悲剧。

　　1918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1941年，他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应征入伍，并两次荣获勋章。“二战”临近结束，1945年2月，他却在卫国战争的前线被捕，罪名是“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判刑八年；刑满后流放哈萨克斯坦，直至1957年方获恢复名誉。

　　1962年，中学数学教师索尔仁尼琴以亲历的劳改营生活为主题，发表了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立刻引起轰动。但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作品很快又遭到公开批判。1967年，在前苏联举行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索尔仁尼琴散发“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1974年2月，他被剥夺国籍并驱逐出境，先后旅居西德、瑞士，1976年迁往美国；1994年，经叶利钦邀请，重返俄罗斯。

　　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起初，在西方世界看来，他就是“人类的良心”，因为在他笔下暴露了“东方极权主义”的可怕——这套体制除了崩溃，别无自我更新的机会。这是当年西方世界某些人对极权主义的判断；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古拉格群岛》，以宏大的篇幅和巨细靡遗的细节，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与大部分极权体制内的异议作家一样，索尔仁尼琴有说真话的勇气；但亦非常可惜，他能够了解的真相却是那么少。这是索氏的悲剧之一。如果没有非常的尊严与自信，他固然撑不下来；同样由于这种非凡的尊严与自信，也使他很容易忘却，自己的生活经历其实只是一座庞然大物中的某个环节。在那种体制下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被隔离至一隅的异见分子，都只能盲人摸象般尝试着统掌全局。

　　索尔仁尼琴曾被视为“自由世界”的英雄，是西方批判“冷战”对手的最佳利器。可是等他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是个天大的误会。1978年，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猛烈批判西方文明的虚无与堕落。根据一种至今不衰的二元光谱，一个人如若批判苏联体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权，那么他一定就是亲“西方”的了。但，索尔仁尼琴并非这一类型的异见分子。

　　这便是索尔仁尼琴的悲剧之二。他始终持守自己独立判断的精神，没有轻易换边，以至于苏维埃阵营视他为“叛徒”，正统西方自由派嫌他保守顽固，甚至连西方“左”派也不知该如何定位他才好（例如，他并不相信“背叛了祖宗的现存社会主义”，不相信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但也不相信马克思）。无论何处，格格不入。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荣耀，不能算作真正的悲剧。可惜，他却选了树林里较少人走的一条路。

　　他隐居于美国佛尔蒙州郊野，一个冷得最像俄罗斯的地方。足不出户，拒接电话。他不说英语，他要躲在这里为俄罗斯招魂。众所周知，他痛恨苏维埃体制，但又不像许多从苏联流亡出来的学者与作家那样，把病因追溯至沙皇的恐怖专制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他以为一切错误都是苏联造成的，原来的俄罗斯不是这个样子，原来的沙皇比较仁慈，原来的俄国还有伟大的东正教传统。大家终于明白，搞了半天，原来索尔仁尼琴是更顽固的右派，是宗教上的保守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信徒。他批判苏联，不只是为了人权和自由，更是为了它的无神论，为了它全面瓦解掉俄罗斯传统。批判西方，不是因为他保有最后一点“左”翼血脉，而是因为这个文明失落了上帝的指引，道德沦丧得无以复加。

　　在漫天风雪之中，他被人遗忘，独自怀念俄罗斯的昔日光荣与未来复兴。对文学界来讲，他晚年的作品累赘无趣，备受好评的早年名著现在看来只留下历史价值。回到了祖国，忙着赚钱发财的新贵觉得他荒谬得离谱，年轻一代则嫌他喋喋不休甚是扰人。他曾经拥有一个评论节目，电视台高层居然不耐烦到在录制中途把电源拔掉。

　　还有两个人欣赏他，而且是两位总统，这就是索尔仁尼琴最后的悲剧了。今天的人们不能夸大索尔仁尼琴的影响力，在里根带动的保守革命里，他只是个并不精彩的配角；在普京发起的大俄罗斯复兴运动中，他的作用只是锦上添花。

　　生前无人理会的索尔仁尼琴，去世时得到国葬的荣耀。一位知识分子或可一辈子拒绝各种政治诱惑，却无法在身后抗拒政权利用他的梦想，将他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师。无论从任何角度看，他晚年种种有关俄罗斯历史的著述，似乎真的只是风中幻影。

　　作者为文化评论人，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