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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之外的徐志摩

□邵建/文
2008年01月18日 16:58
如果按其优秀排序,诗、情、思倒过来更合适

如果按其优秀排序,把诗、情、思给倒过来,我看更合适

  大约五年前吧,在绍兴的咸亨酒店,有一干人围桌而坐,一边喝着黄酒一边闲聊。都是参与编《大学人文读本》的,刚拜谒过鲁迅纪念馆出来,来这里午饭。文人的嘴有时说的比吃的多,话题在各位的嘴上不断游走。在聊到20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时,我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徐志摩在自由主义上要比胡适更地道更纯粹。话刚说完,其中一位用眼神和鼻子很不屑地表示了否定,那意思是他怎么能和胡适比?
  这不屑如果是对徐志摩,那可有点对他不公。
  不过,说到徐志摩,在一般人的眼里,也就是个诗人和情人。长期以来,徐志摩的这一形象,在人们眼里几乎定格为他的全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把他自己给遮蔽了,用他自己的诗、情辉光,当然也加上后人的渲染。其实,在诗人和情人之外,徐志摩还有少为人知的一面,这一面是指他的思想和政治识见。如果书写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事记,20年代那一段,是不应该略掉徐志摩的。我甚至偏颇地认为,徐志摩的诗才其实一般。第一次读《再别康桥》就没觉得怎样。什么我轻轻地来了,又轻轻地走。又不是猫,那么轻干啥。何况此诗在遣词造句上也有点让人发“腻”。至于做情人,弄得鸡飞狗跳不说,还把自己的命给搭了进去。
  徐志摩一生主诗、情,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可是诗、情之外,比如比诗才更好的思才,比情商更佳的智商,徐本人似乎并未经意,却我给印象很深。20年代的徐志摩,有两件事让人刮目。一是他去英国途经莫斯科后写下的《欧游漫录》,一是回国后负责《晨报·副镌》时所主持的关于苏俄问题的讨论。这两件事都有关苏俄,而苏俄在当时的中国直接影响国共两党,也同时影响中国知识界。1921年陈独秀成立的政治组织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1924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会上所确立的新三民,第一条就是“联俄”。当时,包括后来的知识界,对苏俄大都抱有一厢情愿的热情,那可是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鲁迅被誉为迄今为止思想最深刻的人,你可以去看看他在30年代对苏俄令人咂舌的一边倒。胡适,这个被视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对苏俄的态度,20年代也是那么依违不定。可是,作为诗人甚至有点滥情的诗人,徐志摩对苏俄的看法,激浊扬清,眼界远在胡鲁之上,更无论那些组织。可是,耽于我们自己的视野,长期以来,只知胡鲁,不知有徐。
  1925年,徐志摩所以要在《晨报》发动苏俄讨论,是出于他自己的一种预感:中苏之间“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诗人的感觉没错,眼光更高明。苏俄对中国的影响,“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这是那个时代的警世通言。可是这时的胡适庶几还在夸赞苏联人为了理想“干干干”呢,徐志摩颇反感这个“干”,认为“不雅”。然而国人的干劲也不弱,这场讨论不到两个月,一场大火冲天而起,烧掉了晨报倌,也烧掉了这次讨论。纵火者是由国共两党发起游行的学生与民众,他们不满《晨报》所秉持的反苏立场(尽管它也编发拥苏的文章)。于是,这场讨论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断章”。
  前此,徐志摩去过苏俄,就像胡适后来也去过一样。但这两个自由主义者对苏俄印象大相径庭。胡适对这个国度有所好感,亦正如徐志摩对它满是质疑。这质疑来自他诗人般的感觉。我很奇怪,这感觉在诗上表现一般,为何在思想、社会及政治诸问题上却如此出色。莫非诗人本色是思人。读读他的《欧游漫录》吧,那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游记之一,有文字,有性情,有思想,有识见。在莫斯科参观过列宁遗体之后,徐志摩这样评论苏俄人散布到中国来的那个主义:“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以血海的方式完成一种主义,是人类的福音还是灾难。换用后来哈耶克的表述:通往天堂的路往往是用地狱铺就的。因此,西行途中的徐志摩发出这样的吁请:“旅行人!快些擦净你风尘眯倦了一只眼,仔细的来看看,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
  徐志摩以诗人的眼睛洞穿了苏俄的主义,也忧心于它对国运的影响。后来历史亦未出于他的意料。这个人不仅是诗人,是情人,也是优秀的思人。如果按其优秀排序,把诗、情、思给倒过来我看更合适。■

  邵建:学者,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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