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父亲马洪

　　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现在风住了，浪止了，爸爸也走了。
　　父亲马洪，山西定襄人，原名牛仁权，又名牛黄，意为牛中之黄，代表了他一生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到底的宗旨。马洪这个名字，是延安时期主管组织部门的陈云给起的，预备日后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
　　爸爸小时候家里穷，不能上学，但他不学自通，备受乡亲的瞩目。村里的开明绅士牛明轩先生请他誊写县志、宗谱，换作学费，爸爸才得机会进了学堂。刚上到三四年级，校长认为爸爸已有资格毕业，随即聘他为高小教师。乡里视他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进一步把他举荐到同蒲路铁路局工作。
　　在爸爸的童年时代，我奶奶给了他最大的关爱。她每天天不亮就起身为爸爸烧水做饭，站在路口目送他上学。后来爸爸奔赴延安，杳无音讯，奶奶忧困交集，早早过世。而爸爸在出走之前，每夜仍在家中为牛先生抄抄写写，以挣钱赡养父母。多年后，我上了小学，阅读“少年笔耕”，引起对爸爸的注意。然而，只有和老家的亲戚们交谈，我才对爸爸的这段往事有所了解。
　　1936年，爸爸去了同蒲路。当时日本侵华，国情危难。“牺盟会”（山西爱国牺牲同盟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爸爸与其他爱国青年，包括工人和学生，为抗日救国，参加了“牺盟会”并参与筹建总工会。不久，他便与同会的游云、游军两姊妹过从甚密，后来又与游军有了恋爱关系。游军出身商人家庭，爱好文学，常常一人躲在家里的阁楼上入迷地读小说，多愁善感。
　　30多年后，到了文革初期，我也爱读外国的古典著作，感时伤世，爸爸对我有告诫，所以提起旧事。爸爸与游氏姊妹等同去了延安。由于爸爸出身贫苦，又参加过工运，属于根红苗壮，成为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游军则因“成份不好”，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被组织上视为与我爸爸“不般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被统战的地方军阀，不久便抑郁而死。我记得我们家常年有一株绿绿的细致的云竹，爸爸总是亲自给它轻轻淋水。我小妹的名字也取为“筠”（军）。
　　解放后，我家从热河搬到沈阳东北局，我大概三四岁，略记得当年二三事。想来应是给干部放内部电影，有同声翻译，是一部前苏联爱国主义的历史片，演的是库图佐夫如何大战拿破仑。爸爸告诉我，拿破仑是一个大英雄。我当时已略说得上几个洋人名字，比如列宁、斯大林，可拿破仑听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1953年，爸爸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爸爸妈妈把我送进北海幼儿园。当时的于院长刚从苏联留学归来，我在那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是供给制，我家带去的衣物全被退回来了，我也想和那些退还的东西一起跟父母回家去。爸爸知道我是舍不得让他们走，于是带着我第一次逛了北海公园。那是一个大晴天，刮风，还挺冷。爸爸头戴鸭舌帽，身穿深蓝色的呢大衣，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柳条在他身后的春风中飞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那里，身材高而挺拔。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宣布高岗、饶漱石为“反党联盟”，爸爸被定为“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爸爸出事后，被发配到北京建筑公司当副经理，一段期间不准回家。他住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一扇布帘把房间隔为两半：里面一张硬硬的木板床，外面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书报。我去工地看他，他怕我闷，借来好多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于是，他读他的文件，我看我的小人书，几小时的探望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后，我迅速升级，开始阅读这些名著的正本。
　　爸爸在公司期间，单位组织去了一次周口店。爸爸和我以及十几个人站在一辆小卡车的后边，很挤。加上近百里山路的颠簸，我在路上吐了几次。但通过这次参观，我知道咱们中国50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却没有正式的职称，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继续使用”的干部吧。和从前在东北局以及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一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模样的青年被爸爸请到家里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一笔一划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事后我再问王叔叔，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告诉我，王笃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一棵大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那些年被爸爸赏识和提携的新秀，不少人受牵连，影响了升迁。但朱镕基算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20世纪60年代初，每年开计划会议时，爸爸住在北京饭店，附近的人大会堂，总有京戏一类的文艺节目供与会的干部欣赏。爸爸因工作忙，很少去看戏，于是票自然地落到我手里。我听遍了马连良、荀慧生、谭富英等名旦名角的看家戏。虽然没变成戏迷，可“二进宫”、“将相和”和“宇宙锋”这些传统戏确实让我长了见识。之后在北京音乐厅又有中央乐团的合唱和交响乐，我没有兴趣，爸爸劝我去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没想到，从此，我听西方古典音乐成癖。
　　在同一时期，爸爸常去《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聊天和游泳。有时，两人还去琉璃厂的书市买点旧书，多半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杂书，后来都在文革中抄家时失散了。当时爸爸不时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写社论，每得15元或20元稿费，便与党内其他几位秀才“笔杆子”一起下饭馆。那是困难时期，能下“东来顺”、“全聚德”这样的馆子，非得有稿费这样的外快不可，这算是爸爸少有一种消费。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业余爱好只有读书和游泳。
　　也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爸爸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那里积累经验，写下“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依据。据说毛主席临终时的枕前，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爸爸曾带我去机床厂，告诉我如果将来不上大学，可下厂当工人。文革中，学校都封了，以我的家庭条件，不够留城进厂，便下乡插了队。
　　1964年前后，爸爸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在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爸爸突患严重的腰肌劳损，卧床不起。我已经懂事了，记得每天都有十来个中青年干部来家里，围坐床前，听爸爸口述，做记录。经过数月，终于完成任务。书成后，爸爸离开经委。“企业管理”一书成为我国当时企业管理的指南。后来，该书又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6年，文革来了，一开始群众不明了主席要整刘少奇的意思，就把爸爸这些“已有问题”的干部揪出来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使爸爸想不通。在经委接替我爸爸职务的梅行是爸爸几十年的老友，他既有士大夫风骨，又侠肝义胆，能为知己两肋插刀。他不断替爸爸撑腰打气，先拉他上附近的回民小饭馆填饱了肚子，然后鼓足劲头，一同上台迎接批斗。后来梅行因死保朋友田家英（毛主席的私人秘书），被关入政治要犯监狱秦城，一押就是十年。
　　1971年，我插队时去山西程家探望爸爸，他当时随单位疏散到那里。他窗前有一棵新栽的树，朝阳，树干挺直。他跟我说，如果他在这里终老此生，他要看着这棵小树长大。
　　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爸爸复出。我考上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和留学生，准备出国。爸爸虽然被解放，且再度受重用，但“高饶”一事没有解决，成为党内惟一的悬案，爸爸因此没有得到“正名”。他跟我说，如果人没有压力“就会满天飞了”。他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能做什么，怎么做，然后认真地说，只有在中国，他才能真正做出一些事情。我意识到，爸爸历经波折，所以能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他又能超脱自我，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站的高，看的远，因此具有不同常人的胸怀与见识。
　　20世纪80年代，爸爸陆续写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等重要文章，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基础。我这里便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近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已把中国现代的经济改革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称之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
　　1987年，爸爸和人大团访美，我上华盛顿看他。在同行的路上，我们遇见一个美国人的汽车发生故障，数辆汽车停下帮忙。爸爸问我，这种情况是经常的还是偶然的。我说美国助人为乐是蛮常见的。爸爸观察事物敏锐细致，甚至对外国的道德民风也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中，邓小平在接见印度议长之前，特地与参加会见的爸爸单独谈话。其间，邓小平强调，他与爸爸都是几上几下。到了1984年和1988年，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热，出现了通货膨胀。爸爸力主冷却、压缩，后被采纳，稳定了时局。1988年，基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爸爸同样的建议未被采纳。这对后来的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平是爸爸在延安马列学院时结下的好友。宋平曾对我回忆：“你爸爸从前脸是白的，我们经常在延河里游泳。有一次赶上发大水，他被洪水冲下来，从此他就成了红脸”。爸爸因“高饶”落难之后，宋平是极少数保持与爸爸来往的同志。文革中，虽然爸爸仍未解放，而基于彼此的信任与了解，两人结为亲家。后来因世事纷扰，双方渐渐来往不多了。几年前，我和爸爸经过北河沿，那时北京还不像现在这样面目全非，他指着一处小饭铺的门脸说道：“刚来北京筹建计委时，宋平我们几个下了夜班，常到那里吃夜宵”。后来爸爸住院，一天，夜半醒来，跟医生护士们说：“我要找宋平聊聊，有些问题还得同他谈一谈”。爸爸，我知道你尽管不说，心中有时还是念旧的。
　　爸爸晚年久病，但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三年前，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去探望，他对我们预言：二三十年后，中国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后我去北京医院探视，他思潮澎湃。虽然被护理人员扶着，他在地上来回踱步，激动地侃侃而谈：要从宏观的角度，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和第三世界怎样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次我回来奔丧，见到人民意气风发，国家繁荣昌盛，联想爸爸和其他几位已不在人世的前辈，冲锋陷阵，披荆斩棘，维艰创业，为改革开放铺平了路。他们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
　　据家里人说，爸爸弥留之际，北京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那是立冬时节少见的天气。他去世之后，北京十几天大雾迷漫。11月7日的追悼会，除亲朋好友外，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很多都到了。胡锦涛主席对我们几个子女说：“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我们会纪念他的”。葬礼后，北京天开云散，我家所在的万寿路院里，天上地下，处处是喜鹊。我虽不迷信，也希望这是一种吉兆，会给爸爸带来详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