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展现给经济学读者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在人类大脑内部，隐藏着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一个是理性的，而另一个是非理性的。
将会长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在经济学领域，作为现代经济学核心的理性选择模型已经不能和人类作为6亿年演化系谱的产物这个事实调和一致。我们承认，动物的生理和神经能力更有限。生活在完全黑暗世界的鱼甚至没有眼睛和视觉神经结构。我们同意，甚至在亲缘上和我们很接近的大猩猩，也面对着基本的概念能力的限制（可能并不明显）。在经济学思想中，很久以来有一个中心假设，那就是：人类与所有的生物体都是不同的。人类依赖于一个更具基础性的理性神经机制，这个机制（它被经济学家假设为主观经验意识，被认为是机械地位于大脑皮质内）赋予我们几乎完全的理性。
但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向这个假设提出挑战。这些经济学家指出，我们必须从“进化过程给我们的遗产影响着我们采取的行为”这个认识出发。他们认为，我们所作出的许多决策，由于进化历史的原因也许是没有效率的。
令人惊奇的是，同样是这些经济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一个有关人类行为的有效模型必须是双重的。这些经济学家从古典经济学理论接受下来的观念是，在我们的头骨内存在着一个基本上理性的、有意识的决策者。这也就是说，他们假设在最近的进化时期，发展出了某种人类特有的系统。但是，同样存在着第二个更古老的机制化的系统。当无效率的决策出现时，这些经济学家就把它归于这个更古老的机制的活动。
对许多研究决策得以达成的机制的神经生物学家来说，上述观点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脑生理学二元论，但它由来已久。在17世纪，笛卡尔提出，所有人类行为可以分成两大类，而且每一类都可以看做是某种独立过程的产物。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基于好几个理由，神经生物学家已经开始广泛地拒绝这种二元论的范式。首先，似乎并没有生理学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其次，它似乎全然违背了为现代生物学塑型的演化理论。相反，正在浮现出来的是一种更综合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学理论能够作为一种一元论方法的核心，不仅能理解那些简单的仅仅能生存在狭隘和确定的环境中的生物体的行为，还可以理解最复杂和最全面的现存生物，即人类的行为。
总之，神经元经济学通过把演化效率和内在机制联系起来，以寻求一种能统一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的新方法。新古典经济学以及作为它基础的效用理论提供了一整套描述有效率的解决方法的工具，而演化理论定义了新古典限制下最优化机制的领域；神经生物学则给出了阐明这些机制的工具。
过去几十年，来自神经科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把这个方法应用于人类和动物决策过程的研究。从这些早期研究中，似乎正在浮现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有关灵长类大脑的经济学新观点。决策的最后几个阶段所反映的东西很像一种效用计算。所有可能路线动作的满足度，或者生理期望效用，似乎是并行地呈现出来的。
这些呈现，反过来，似乎是许多高度协调的大脑回应的产物。这些大脑回路中的某一些，现在已经开始被描述出来了。这些回路计算经济变量的法则（生理期望效用从这些变量中析取出来）正被深入研究。实际上，这些机制中有几个现在已经被用于对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行为进行经济学预测，不管这些行为是服从还是偏离了规范的新古典模型。
这些研究似乎正在阐明满足（satisfaction）得以达成的机制。对于非理性行为来说，这种方法的一个重要优点是，一旦理解了其机制，满足度在很广泛的范围内都可以预测。本质上，神经元经济学认为正是机制能够成为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之间的桥梁，在经济学中占据支配地位。
早在1898年，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就在一篇名为“为什么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演化科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建议，为了理解人类的经济行为，必须先理解产生这些行为的机制。更晚近一些，生物学家威尔森、经济学家扎克和德泽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威尔森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可以期待的。他说，这一融合将从这样一个广泛的共识开始，即经济学和生物学是两门论述同一个主题的学科。最终经济学将是生物学的科学。经济学是研究人类选择行为的，而选择不可避免地是一个生物学的过程。要想真正理解人类如何选择怎么做、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毫无疑问需要这一门叫做神经元经济学的学科。■
摘自《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生理效用理论和选择的神经元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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