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自由》书摘

　　亚当斯密有时被看作是证明“经济人”的普遍事实和伦理正当性的滥觞者，但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斯密曾考察过“自爱”、“审慎”、“同情”、“慷慨”和“公共精神”等不同方面，不仅讨论了它们各自的内在价值，而且也注意到它们对于社会成功的工具性作用，以及对人们实际行为的影响。
　　大量的经验证据也说明，今天与斯密时代一样，对狭隘的自利的不懈追求都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正如我们有必要避免高尚情操的假设，即所有人（尤其公务员）都不懈追求某些无私的“社会善”，我们同样也必须避免狭隘的情操假设，即每个人都完全为个人自利所驱动。
　　但是，这并不否认布坎南等人所提出的公务员倾向于实现他们本人的目标函数这一问题的重要含义。这一点有必要与更进一步的主张（常常有人将两者混同）区别开来，即目标函数就是官员本人的自利。此处的重要问题是，相当一部分的资源配置文献都缺少了某些东西，它们都不包含任何公共行动的代理人自己独立的目标函数。没有经济人这一额外假设，对于这一理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缺陷。
　　虽然在社会选择理论中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忽视的问题，但并不存在特别的理由认为，动机的多元性不可以纳入社会选择框架，从而具有更丰富的社会状态和更多特征的个人选择和行为。在传统社会选择理论对于个人偏好的表述中，每个人的目标函数的本质是没有加以规定的。虽然此处还留有许多补充的工作有待完成，但它是一个很有益的宽容的框架——既不完全固守不懈和行善，也不一定要求彻底地以自我为中心。
　　即使这一扩展后的框架能够超越经济人理性，但此处的个人理性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困难，因为它并未规定任何对目标本身的批判性审查。苏格拉底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之语或许略带夸张，但对如何明智地选择生活方式的省察绝不能与理性选择完全无关。“工具理性主义者”是这样的一个决策专家，当他看到一个人用一把极钝的刀在剁他的脚趾时，便冲上去提出建议，刀若更锋利，会更有效地实现他的目标。
　　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言，规范环境中的理性假设也许更多的是一种限制，因为这种批判性省察也许并不需广泛使用。但也未必尽然。因为正如弗兰克奈特所指出的，“价值观是通过讨论才得以形成、验证和认可的，而讨论是一种社会的、知识的和创造性的活动”。事实上，布坎南的主张更有道理，即这就是民主（“通过讨论来统治”，government by discussion）的中心问题，而“个人价值能够而且确实在决策过程中发生了改变”。
　　这一问题具有实际意义。举例来说，在为什么有些国家发生了饥荒而另外一些国家却没有的问题上，我曾指出，在任何一个实行多党民主、定期选举和新闻自由的国家中，都没有发生过大的饥荒。无论是穷国（如印度、津巴布韦或博茨瓦纳）还是富国，都概莫能外。这主要是因为，当饥荒发展到饿死几百万人的时候，它对于统治阶级和独裁者的直接福利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他们除非在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否则绝不会有动机去预防饥荒。对世界范围内的饥荒的经济分析表明，只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死于饥荒——大约5％多一点的比例。由于穷人的收入和食品的份额通常不超过国家总额的3％，因此只要努力去做，即使在穷国也不难获得他们所失去的收入和食品。饥荒相对比较容易预防，而直面公共批评和选民为政府提供了对突发事件采取行动的政治动机。
　　问题就在这里。由于只有一小部分人遭受了饥荒的打击（通常5％或更少），这又如何发展为选举和公共批评中的一种潜在力量呢？在普遍的自我为中心的假设与我们拥有能力——并且往往也有倾向——理解他人的困难并做出反应这一事实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紧张。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审查在灾难性事件上的公共讨论中的价值观形成过程；在这种讨论中，一部分公民对另一部分公民产生同情，并承诺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
　　即使是对发展文献中常见的“基本需要（basic needs）”观念，我们也应明白，“需要”的内容绝不仅仅是生物因素或没有影响力的因素。比如说，在所谓的第三世界中，经常怀孕对母亲的福利和自由所造成的后果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和讨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更小的家庭是妇女（也包括男子）的“基本需要”。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民主、自由的公共媒体和基本教育（尤其是妇女教育）一起共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一事实对于所谓的“世界人口问题”的理性探讨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环境问题上也有着相似的处境。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呼唤有组织的国际行动，它还要求民族国家政策的转变，从而更好地在价格和激励方面反映出社会成本。但这些问题也依赖于与公共讨论相关的价值观形成，它一方面可以对个人行为发生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政治过程来导致政策转变。■

    摘自《理性与自由》，参见“11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