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序与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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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至上的特点在早期普通法中的一个体现就是讼师制度。讼师身兼证人（诉讼参与人）和裁判者双重身份，讼师的数目比较庞大，有半专业性的，有纯临时性的；讼师制度表明，知情人在纠纷解决中有充分发表意见和做出裁判的机会。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的诉讼程序是理性和公正的，而公正的程序通常能够产生公正的判决——当然，这样的公正是具有时代性的，是历史的和相对的。
　　除讼师制度外，邻居、裁断人进行调查也有严谨的程序，令状中对开庭时当事人应当带上自己的支持者（证人）都有细致的规定，如何证明、证明什么也都有明确的要求，关于送达的规定也极其详细，甚至神明审判和决斗审也有具体的程序要求。在庭审中，那些最强有力的人物——法庭的设立者（审判长）、在地方上很有实力的讼师——总是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法学界对程序的重视也有十余年的历史了，但这种重视远没有扩展到法律界或曰法律的实践界（司法界和行政执法界）。可以认为，实践界对程序的重视至今仍停留在泛泛而论的层次。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各种正当程序权利得不到充分满足，当事人要求法院调查自己难以获得的证据的申请经常被无理拒绝；在刑事诉讼中，诉讼参与人甚至律师不能充分地发表意见，公诉人的法律素养、政策水平和程序正义意识都亟需提高；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仍然沉睡在往昔的行政特权幻境中，粗暴地藐视原告甚至藐视法庭。在所有各种诉讼中，法官无疑具有主导审理过程的作用，法官可以控制甚至操纵审判进程，甚至可以完全脱离审判过程而制作判决。在此情形下，欲获得实体的公正，法官必须具有极高的法律（法学）修养和极强的程序正义意识；遗憾的是，中国的法官在整体上显然远远达不到这种要求。于是，程序正义得不到保障，进而实体正义也无从谈起，导致当事人以至公众对判决普遍地不信服，出现了上诉率、申诉率长期偏高的局面——诉讼过程中讲理（法庭辩论）不透彻，判决书又不充分说理和论证，怎能服人？
　　解决的办法不外乎：让诉讼参与人进行彻底的辩论，充分保障当事人要求证人出庭的权利，法官应在判决书中进行透彻而全面的推理和论证。当然，这会导致庭审过程漫长、诉讼成本过高等问题，也使目前难堪此任的法官队伍面临更大的挑战。对于前一问题，可采取提高庭前（庭外）和解结案的比例予以解决；对于后一问题，则必须采取提高法官素养和更换、淘汰法官的办法予以解决，这必然会使现任的很多法官心怀不满，但只能这样做——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能胜任公正而高效的司法，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时期英格兰的法律与社会》，（英）约翰哈德森著，刘四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第一版。本文摘自“译者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