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食之规矩

　　世上有些话其实并不那么精确。比如说，吃饭是为了活着。窃以为，在中国，吃饭至少还有两项重要功能：明礼仪，拉关系。少了这些名堂，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饮食文化的底蕴就不够丰厚了。
　　《礼记礼运》曾明确指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也就是说，中国的礼仪制度是从吃吃喝喝中建立起来的。专家认为，至迟在周代，饮食礼仪已经形成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并见诸典籍之中。这些食礼，有些颇具实用性。像《礼记少仪》就规定：“洗、盥、执食饮者，勿气。有问焉，则辟而对”；“羞，濡鱼者进尾，冬右腴，夏右鳍”。其大意是，在为尊长洗酒杯、倒水洗手、端送饭食时，不要嘴上喷气；尊长有话询问时，要侧过头回答，避免唾沫溅到客人脸上。上菜肴时，如果是带汁的鲜鱼，就要以鱼尾向着客人，因为鲜鱼肉从尾部易与骨刺剥离。冬天的鱼腹部肥美，摆放时要以鱼腹向着宾客右方，便于取食；夏天则背鳍部较肥，应将鱼背朝着宾客右方。这等细致规定，与今日超豪华餐厅之服务守则相比，也绝不逊色。
　　不过，中国历代统治者推行食礼之根本目的，并非提高餐饮业服务水平，而有着更深远的考虑。对此，明太祖朱元璋说得十分明白：“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也就是说，推行礼制之根本目的，是让贵贱归位，等级分明，如果听任草民在吃穿住上向公卿大臣看齐，社会便没了体统，难免天下大乱。
　　这番话出自朱元璋之口，确实有点意思。因为他老先生打过工，要过饭，出过家，由于衣食无着，才参加了起义军，属于货真价实的和尚造反。但是一旦位至九五，“和尚”马上变脸，要重张旧制，再不许旁人无法无天。真逗！
　　朱元璋还曾亲自为天下百姓排定吃饭的坐次。洪武五年（1372年），他颁布诏令，规定“凡乡党序齿，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宴会谒拜之礼，幼老先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等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老大又下了一道补充文件，以明确退休干部的就餐规格：“内外官致仕居乡，惟于宗族及外祖妻家序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这些规定体现了中国礼制之精髓，就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
　　要维持社会尊尊卑卑的局面，单凭“至尊”一个人绝对没戏。因此，“至尊”有时也得放下架子，召集“次尊”们即手下官员吃点喝点，以联络感情，推进工作。《万历野获编》便记载了明代朝臣的吃喝变迁史：“太祖时，百官朝退，必赐食于廷。盖用法虽严，而驭臣有礼。且其时每日赐对无间寒暑，即恤劳亦宜然。至末年赐亦渐疏，惟每月朔望日。各衙门大小堂上官俱有支待酒馔，历文昭章三朝皆然。直至正统七年，光禄寺卿奈亨始奏罢之。惟元旦、冬至两大筵宴，礼部奏请举行。其他如立春则吃春饼，正月元夕吃元宵圆子，四月八日吃不落夹，五月端午吃粽子，九月重阳吃糕，腊月八日吃腊面，俱光禄先期上闻，凡朝参官，例得餍沃天恩，亦太平宴景象也。”
　　“不落夹”，是当时人们在农历四月八日“浴佛节”食用的小吃，它以韦叶包裹糯米制成，长三四寸，阔一寸，味道与吃粽子相同。除了这些样式繁多的时令食品，明代百官享用的节日大餐也挺丰盛，据《明会典》记载，永乐年间大年初一宫廷宴席的“上桌”（即高干就坐之餐桌），所提供的菜品，就有“茶食，像生花果子五盘，烧碟五盘，风鸡，双棒子骨，大银锭，大油饼，按酒五盘，菜四色，汤三品，簇二大馒头，马牛羊胙肉，饭酒五种”。饭菜虽然一般，却有圣上的一份良苦用心。对此，臣子必须细细体味，能写出心得体会来更好。
　　武则天在位时做过左司郎中的乔知之，所撰《黎园亭子侍宴》可作为范例，其诗云：“年兴陌上发，香辇禁中游。草绿鸳鸯殿，花红翡翠楼。天杯承露酌，仙管杂风流。今日陪欢豫，皇恩不可酬。”最后一句为点睛之笔，只有将对皇上的感激之情原汁原味地表达出来，并申明做好工作的决心，臣子才能不断进步。
　　历代统治者费尽心思为吃喝建章立制，以求社会安定，其实不过是瞎掰。。不信看看朱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