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可以改善地球人类的命运”
美国多如牛毛的基金会主要是针对国内问题，但是有的大基金会如洛克菲勒等，一开始就面向全世界。以后，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基金会的项目越来越国际化，与和平有关的问题、世界范围的流行病、可持续发展、学术文化交流等等，无处不见其身影。
财富一旦捐出，享受了免税，就属于社会“公有”。最初的出资者可能亲自掌管一段时期，差不多一代之后，基金会即脱离家族的影响。其“大政方针”决定于董事会，管理方式与大公司有相似之处，只不过董事的资格在于名望而不是财产，也无利可分。从长远看，起决定性影响的是任期较长的会长，略相当于企业的“总裁”。笔者在阅读几大基金会的会长工作报告时，常为其中所表达的深邃的思想和超前的世界眼光所震撼。由捐赠者本人主持的，如昔之卡耐基、今之索罗斯和比尔盖茨，也同样如此。因篇幅关系，这里仅举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为例以见一斑：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宗旨，包括“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老洛克菲勒和他的首席顾问相信健康为人类福利之本，又认为根治饥馑在于改进农业，所以开始大量投入医学、农业科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在全世界防治流行病，取得显著效果。在中国创办的协和医学院，是它在海外的一大杰作。
到1929年出现经济大危机时，当时的会长福斯迪克敏锐地意识到科学的发达、物质的丰富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他惊呼“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超过了人类控制自己的能力”；于是，及时地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列入基金会的重点。30年代德国法西斯甫露头角、欧洲开始战云密布时，福斯迪克已经想到需要为战后重建欧洲储备人才，爱因斯坦等一大批顶级科学家的避难、生活和科研得到其资助，结果事实上得利的是美国。到40年代，这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被用来制造出原子弹，福斯迪克等人又良心不安，对资助他们进行反思。经过深入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科学家不对其成果的实用负责，那是政治家的事；据此，又加强了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的项目。
二战以后，世人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再一次浩劫，各大基金会不约而同地开辟新领域，加强对与战争和平有关的问题的研究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和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因为包括福斯迪克在内的不少人都认为，民族间的隔阂、互不理解是造成冲突的根源。
福特基金会成为国际性的大基金会是在1950年。老福特的孙子于1947年接管基金会后，投入雄厚资产，聘请了后来成为著名公益事业领袖的罗恩盖瑟主持一个小组，“集中全国所能征集到的最优秀的思想来研究基金会应如何最明智地、有效地用它的资源造福人类”。经过两年时间，他们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于1950年提出一份长达3000多页的报告。报告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五大工作重点，首要任务就是维持和平避免战争，“建立一个法治和公正的世界”；为此目标，基金会要支持的活动，应该能直接或间接对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的政策产生影响。另外的四大重点是：促进民主、加强经济、改进教育和“增进对人的行为的理解”。
这份报告还对基金会的独特性质和手段作了承前启后的概括：基金会的性质是“公共信托的私人管家”，因为资产不属于任何董事或任何人，是真正的“公产”，一切活动的目标都是为全人类的福利，而不为任何个人或集团。但是资产又不能在全人类中平分，只能集中管理。它持有一种“理念”，相信，就可以改善地球人类的命运”。
事实上，反观几十年来各大基金会在全世界的实践，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一思路的。这里只举了开头的文件，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每个时期都有一些精彩的报告。到20世纪末，比尔盖茨提出了“让下一代人活在没有艾滋病的世界上”的目标。
这些“会长报告”只载于本基金会的年鉴中，不大为世人所注意，却是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宝贵文献。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其政府的外交政策号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但是在实践中往往是高度的实用主义，依靠强权推行其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些“公益事业精英”既具有与美国地位相称的世界眼光，又更接近理想主义，姑称其为良性的“国际主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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