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财富的导向

    ”，而他们如何支配那天文数字的财富，足以引领社会风气
    美国不但富甲全球，而且集中在私人手中的财富也为全球之冠。这样巨大的财富流向何处，对全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但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20世纪初的美国正是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加，同时大量财富向少数财团聚集之时，出现了举国侧目的顶级富豪。
    先富起来的这些人如何支配他们的财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富人一掷千金，穷奢极侈，以炫富为荣。有一条社会新闻可能有象征意义。1897年2月，纽约著名富婆布莱德利马丁夫人在华道夫大酒店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化妆舞会，满堂珠光宝气，一夜消费额超过一个工人一生的劳动所得。此时正当经济大萧条“路有冻死骨”之时，许多顶级富人圈内的朋友都认为此举不妥，设法劝阻。他们已经感觉到底层百姓的强烈不满情绪，担心这样做会火上浇油。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各自所属的教堂的牧师，不约而同地号召信徒们不要去参加这场舞会，并且说这笔钱应该用于慈善事业。
    不论是否是响应牧师的号召，另外一些顶级富豪确实这样做了。以塞奇夫人、卡耐基，以及稍后的洛克菲勒等为代表，他们意识到这样的社会难以为继，自己既然有幸成功致富，就对改变这种情况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也是一掷千金，不过不是用于声色犬马，而是用于各种慈善捐赠。后来，他们感到盲目的、零散的捐赠效率不高，于是以巨额资金创建了现代公益基金会，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可以取得长远的最佳社会效果的领域；或以自己经营企业的知识和经验，或聘用具备这类才能的精英，来管理公益机构，他们称之为“科学的”、“批发”捐赠。这种新型捐赠模式压倒了炫富、奢靡之风，引导了社会余财的流向，同时改变了社会风气。
    最初创立这一事物的“先知先觉”的富人，不是单纯地出于对穷人的同情，而是出于对社会现实深刻的理解，并且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走向息息相关。他们是美国制度的受益者，不希望看到它发生巨大动荡乃至暴力革命，所以以主人翁的态度，用自己的财力，对各种弊病进行补救。他们一方面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自由竞争、适者生存是天经地义的规律；另一方面又感到这样巨大的贫富悬殊不是健康、公正的社会所应有的现象，不能听之任之。
    形成现代公益基金会这样一种事物，与当时的进步主义潮流也是分不开的，它也可以说是进步主义的组成部分。其理念与传统的以济贫为主的慈善事业有很大的不同，明确提出要治理“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其结果。基金会的创立者一再强调：警惕以慈善布施养懒汉，从而制造更多的贫穷。他们从各种社会需求中做出明智的判断，选择覆盖面广、现实需求与社会长远发展相结合的那些领域进行捐赠。
    根据这一理念，妨碍平等竞争最主要的原因是教育机会不平等。所以，教育是普遍的捐赠对象，是重中之重；教育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健康的人，所以医疗卫生也是一项重点。洛克菲勒基金会更以此为特长。当然，关注领域远不止这些，凡社会有需求，就有公益机构关注。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公益基金会成为政府干预之外的一种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的重要机制。
    古人常说“上行下效”，而在美国这样的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中，”；而他们如何支配那天文数字的财富，足以引领社会风气。百年来，从卡耐基到比尔盖茨一脉相承，形成了一种“捐赠文化”。并没有法律规定什么人或什么规模的企业必须做公益捐赠，但是，成功的企业或企业家如果不做公益捐赠，自己都会感到说不过去，更不用说富豪榜上有名的了。他们的贡献一般与其所拥有的财富相适应。即使一般人，每年做一些捐赠也是平常事。
    富人固然有权过常人望尘莫及的生活——从比尔盖茨的数字化豪宅，到列名“五百强”的人物坐私人飞机出席财富论坛——但是为他们赢得尊敬和荣誉的、也是他们自己从中得到真正满足的，不是超常的高消费，而是对社会公益的贡献。他们的消费相对于捐赠的数额，不过是九牛一毛。这种财富的导向，本身就是美国社会一笔影响深远的无形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