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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柏林

2006年06月26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北岛

  我和顾彬(Wolfgang Kubin)面对面坐在波茨坦广场附近一家连锁餐厅里。我们是最早的顾客。午餐很简单:色拉、金枪鱼外加啤酒。雨沙沙地敲打着玻璃窗。昨晚在市政厅开幕式的酒会上,柏林诗歌节的组织者托马斯跟我说,我向全世界的神(包括你们的龙王爷)祈祷,明晚千万别……可诸神让位给天气预报,暴雨把大型露天朗诵会赶进室内。我和顾彬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柏林诗歌节。午饭后,他要赶去参加一个关于翻译的专题讨论会。

  柏林是我到过的第一个外国城市。1985年夏,我从北京出发,在巴黎换机前往柏林。顾彬在机场大门外等候。我跟顾彬1981年在北京相识。那时候跟老外接触还得有点儿胆——摆脱影子对人的跟踪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心理的。

  那时柏林还有东西之分。刚到西柏林,我就问一位德国人柏林墙在哪儿,她回答倒简单:你只要朝任何方向一直走就会撞上。我们来参加“地平线艺术节”,看来地平线的确是柏林墙以外的想象。

  中国作家代表团由王蒙带队,浩浩荡荡,我是编外人员。王蒙一扫官场作风,带着大家一起逛跳蚤市场,自己先买了件棕色皮夹克,得意洋洋去见西德政要。我花30马克买了套西服,送出去干洗,价钱翻了两倍。

  顾彬那时住在土耳其移民区,他尚未得到教授职位,过着清贫的日子。他给我们做麻辣豆腐汤,不怎么正宗,却让远离故土的中国胃激动不已。君特格拉斯代表西柏林作协在一家餐厅请客。色拉和带血的牛排——中国作家们大眼瞪小眼,基本没动就撤了。最后是甜食。得,回旅馆饥肠辘辘,众人又去中餐馆找补了碗汤面。

  那时候胆大。我跟孔捷生逛街,饿了,就近去了家法式餐厅。等侍者拿来菜单——光一道菜就30多马克,我们傻了眼,只好说声对不起,撒腿就跑。

  德国汉学家莎沛雪(Sabine Peschel)开车去东柏林看她妹妹,约我和孔捷生同行。在戒备森严的边境检查站,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受到礼遇,走不同通道。莎沛雪请我们把一份当天的西柏林报纸藏在身上,连同我们在西柏林低价兑换的东德马克“走私”过去。

  我们成了大款,请莎沛雪和她妹妹及男朋友吃午饭,体验到西方游客去“过渡时期”中国的优越感。刚过中午一点半,饭馆就关门了,我们不禁会心地笑了。于我,这笑有一丝酸楚。

  二十一年弹指间。顾彬依然皱着他那著名的眉头向我微笑。他这忧郁的面具,让所有想套近乎的人犯怵。要说他过了耳顺之年,却像愤青般奋笔疾书,呵神斥鬼,搞得那些自以为天下太平的人心神不定。他是那种很难归类的人,可这个世界非把他归入汉学家和译者,让他恼火。

  柏林建于1237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它曾于1806年到1808年被拿破仑占领;1933年希特勒上台;1945年柏林被攻克时夷为废墟,由美苏英法四国共管;1948年,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隔离,英美法联军用飞机空投物资保住对西柏林的控制;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在地平线上出现,西柏林成了孤岛;此后至少有239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或渡河时丧命……

  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就在那一刻,西方媒体的所有镜头都对准狂欢的人们。那时我刚离开西柏林不久,搬到奥斯陆,在电视前目瞪口呆。据说,德国少数知识分子,包括君特格拉斯,呼吁东德人在统一问题上慎重,除了被西德“吞并”,是否能找到更合理的出路,因而成为攻击的对象。

  那时只顾追逐西德马克的东德人,很快就领教了那玩意儿的厉害:兔子转身变成猛虎,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东德工业全面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全体老百姓沦为“贱民”。

  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初读东德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小说《分裂的天空》的感觉,那还是远在我去柏林以前。在我看来,所谓“分裂的天空”,绝不仅限于政治含义,深究起来其实是人类内心世界的分裂。

  我自然也是分裂的。后来我半遮半掩告诉德国朋友,我还是更喜欢统一以前的西柏林。居然他们全都赞同,吓了我一跳。当年那是艺术家和穷人的天下,如今被政客和商人所主宰;当年朴素宁静的生活方式,被大国首都的野心和商业化的喧嚣所取代。说到底,我更喜欢的是当年的特殊氛围——末日感,那是人类处境的一种真实隐喻。

  1989年5月下旬,我第二次来柏林,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客人。我住在一个小单元里,常在楼道碰见那些冷漠而彬彬有礼的老太太。西柏林初夏的平静和客厅那台小电视机里的风暴恰成对比。

  柏林成了我漂泊中的第一个家,如果家这个概念还有意义的话。我独自漫步在街头,看纪念教堂广场那些街头艺人的表演。我其实也是个街头艺人,区别在于他们卖的是技艺,我卖的是乡愁,而这个世界上乡愁是一文不值的。

  我在柏林过40岁生日。那天在一个台湾朋友开的快餐店,在座的有英国汉学家当斯达(Don Starr)一家,他们专程来柏林看我。有照片为证:我端着一盘鱼朝镜头傻笑,好像推销广告。对,那鱼就是乡愁,关于大海的乡愁。

  17年过去了,我依然喜欢漫无目的地满大街溜达。如果说巴黎是阴性的话,那么柏林就是阳性的,它像德国古典哲学一样迷恋空间和秩序——街道宽,屋顶高,公园大;我从未见过有这么多绿地的城市。如果说一个城市是放大镜,那么一个人则是尘封的书中的某个字,两者本来毫无关系;除非上帝或历史的欲望要借助城市寻找那个字,并锁定其含义。一个漂泊者甚至连字都不是,只是字里行间的潜台词而已。

  诗歌节结束了,我从旅馆搬到Y家,第二天由她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当年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已星散,Y成了我跟柏林的最后一线联系。

  我几乎每年都来柏林,Y就像柏林的女主人一样招待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和中国学生会的头头们在餐馆相聚,其中也有Y。她的一对耳环在灯下闪烁,露水般晶莹易逝。

  Y现在吃的是职业翻译这碗饭。她17岁从中国到柏林读书,拿到博士,一住25年,德文比中文还溜。作为单身母亲,她带着八岁的女儿和德国男朋友在一起。他们和别人合住一个大单元,这种合住的形式叫WG(德文缩写),从名到实都有点儿像当年插队的“集体户”。

  这是60年代左翼运动的产物,保留着原始共产主义的某些因素。比如,除了按比例缴房租,每周按人头缴25欧元,包括伙食和日常用品,不够再分摊;大家做饭打扫卫生分工合作。承租人蕾娜特(Renate)也是职业翻译,穿梭于英德西班牙文之间。她的男朋友前两年由于中年危机,搬到另一个“集体户”去了。大概由于距离带来的新鲜感,他们俩又和好如初。这里除了Y一家,还有个刚搬进来的研究生,专门研究老年人记忆与遗忘的问题,引起快六十的蕾娜特的警惕。

  我刚搬进来,蕾娜特正要出门采购。原来她和几个相识多年的女人定期见面,互相倾诉,相当于一种免费的心理治疗。这种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不能成为朋友,否则就不可能知无不言了。据她说,五年来,她每次都用蔬菜意大利通心粉招待伙伴们,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怨言。

  我在客厅上网时,门铃阵阵,蕾娜特的心理伙伴高矮胖瘦鱼贯而入,像拉洋片一样。蕾娜特在去厨房的半路得意地告诉我:“她们照样喜欢我的通心粉。”

  Y的德国男朋友J是音响发烧友,一个房间专门安顿那些带蓝眼睛的昂贵设备。他内向寡言,但音响这话题有如开关,一下打开话匣子。J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两家自行车铺。这也是60年代左翼运动的产物。那时为了提倡环保,十个年轻人,五男五女,合伙投资开自行车铺,同时也出售代表女性权利的毛线。后来女合伙人纷纷离去才撤下毛线,只卖自行车。

  离开柏林的当天上午,我和Y谈起去年建成的柏林大屠杀纪念碑,她马上开车带我去参观。纪念碑位于勃兰登堡门和希特勒自杀的地堡之间,是由2700个大小不同的水泥块组成的,散布在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地上。

  莱亚罗施(Lea Rosh)是主要推动者之一。她今年70岁,父亲在二次大战中入伍死于波兰。她曾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被2003年《好消息》(Tip)杂志的读者评为“最令人难堪的柏林人”。这不仅因为她发型怪嗓门大脾气坏,更主要的是她牛虻般的风格。

  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安,特别是对犹太人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感情。而罗施偏要触动这最敏感的神经。她花了17年的时间到处游说,逼着政治家们做出承诺,终于在二战结束60周年建起这座纪念碑。它与柏林雄心勃勃的扩建工程是多么不和谐——在那些修复的古老建筑和闪闪发光的玻璃钢管大厦中,阴森森的纪念碑触目惊心。关于这一点,罗施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为犹太人而是为德国人建的。”

  纪念碑的设计者是美国著名建筑师皮特艾森曼(Peter Eisenman)。他对把纪念碑简单解释成“墓地”不满,按他自己的解释是“起伏的原野”,没有入口没有出口,地势的起伏和水泥块的高低给人一种不安全感。

  Y和我消失在这水泥迷宫中。越往深处走就越让人恐慌,好像被某种东西所控制而不能自拔。我们像孤魂野鬼出没,寻寻觅觅。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对德国的理性主义的一种深刻的反省;似乎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解释为什么德国人会陷入战争的疯狂。伟大的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认为有两种认识的方法:一种是外在的,即经验的和理性的,它面向的是现象的世界,获得是相对的知识;一种是内在的,它面向的是绝对的存在,与无条件的神秘的知识相联系。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理性主义最终把存在等同于思想,未能理解存在的实在,即绝对的存在。按这一批判精神,即与心灵无关的知识必导致精神的残缺,这恐怕也是我们深陷在现代化陷阱中的缘由之一。

  一个穿绿衣服的残疾人突然出现,他少了条腿,架着双拐走在我前面。苍天在上,其实我们都是精神上的残疾人,不可救药。

  作者为诗人,作家,现居美国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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