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它是任何国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都难以避免的一个现象。问题在于政府和社会怎么依靠自己的努力去逐步解决和消除二元结构。
我们可以认为,是改革以前28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现在这种二元结构。但是,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25年了,如果我们仍然说这种二元结构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则不免牵强。28年带来的这种体制性的弊端,我们用了25年的时间去改革,但是改革结果却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分析和反省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固然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一下子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很多部门、很多人仍然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方式甚至就是计划经济的方式在配置资源。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就只能被固化,很难真正被消除。
一个非常鲜明的事实是,这些年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2002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相当于每个农民收入的3.11倍,这个数字在全世界看来都是让人吃惊的。更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个数字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只有2.57倍。经过25年的改革和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这说明我们的体制、政策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也表明资源配置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性。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经常有人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在考虑问题。这是改革必须冲破的一道樊篱。
从农村的角度来看,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了14.5%,而农业增加值每年的增长率大概不到3%,农业税加农业特产税一年也就是600亿元。这三个指标和现在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是完全对不上的。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在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农业GDP的增长本身又低,比重又小,所以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认为,把这么多的精力、这么多的财力投到农业上,农业能为当地的GDP增长贡献多少?又能为当地的财政收人增长贡献多少?正是在这种观念之下,农业越来越难以得到它必需的资源。因此,从观念的角度去讲,如果不破除“GDP拜物教”这种怪现象,中国的农业是加强不了的。
中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浮在表面的有很多问题,比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社会事业滞后等,而真正从根本上去解决的应该是怎样能够使农村过多的劳动力转移出来,怎么能够让在城市没有效益的投资和融资更多地引向农村。对中国来说,解决了农业和农村问题,至少就解决了中国一大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