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宪法》为保障，建立在充分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基础上的新闻媒体，一直都以报道真相和社会批判为己任，不过在进步主义时期其作用尤为突出，并出现了有名的“耙粪文学（Muckraking Literature）”。
“耙粪”一词并非他们自己起的，是老罗斯福总统的对它们不满的贬词。他说有些专门揭丑的作者像是《天路历程》里的一个人物，“手里拿着一把粪耙，不会看别处，只会低头往下看”。这一词却为公众认可，成为正面的称号，从此载入字典。顾名思义，就是专事揭露各种腐化丑闻和黑幕的写作。“耙粪文学”揭露的对象主要是上层权势集团和地方政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通俗杂志而不是大报，其首先考虑也是市场效应。1902年《麦克卢尔杂志》连载女记者塔贝尔关于美孚石油公司如何实现全行业垄断的纪实报道，以及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揭露美国市政腐败的文章，并列为“耙粪文学”之滥觞，但二者的出发点不同。
麦克卢尔（Samuel S.McClure）本人开始选中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做专题系列时，原是想要报道其走向成功的道路的。接受采访任务的塔贝尔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意揭丑。但是作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忠于写真实的原则、职业本能和敏感促使其穷追不舍，结果该公司如何通过巧取豪夺吞并同类企业、政府又如何予以纵容，以及工人的困苦生活等内幕被详细解剖，揭露无遗，结论是实际上公平的个人自由竞争已经不复存在。
这一系列文章后集结成《美孚石油公司》一书，大为畅销，成为进步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至今还是揭露大财团的经典著作，塔贝尔也因此成为著名的改良派记者。其他报刊也群起效尤。这样，美国的每一个角落都难逃记者和作家的笔锋，主要对象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关于参议院的“百万富翁俱乐部”、托拉斯、金融集团、保险公司内幕，等等。这些都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众怒难犯，形成改革的压力，同时也受到身受垄断财团之害的企业主和开明政治人物的欢迎。
斯蒂芬斯则与塔贝尔不同，一开始就比较自觉地具备社会改良意识，他有社会主义思想，十月革命后曾拥护苏联。他以纽约为典型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后来把这些采访的文章汇集成书，题为《城市的耻辱》，成为专门揭露市政官员的腐败行为的名著。
除了新闻界，还有一批严肃的文学作品。著名的有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鱼》（1902）和《深渊》（1903），揭发南太平洋公司和芝加哥谷物市场的罪恶行径；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屠场》，描述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残酷阴暗和肮脏和恶劣工作条件，等等。这些著作在美国都引起轰动效应。它们与新闻报刊一道形成美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客观上矛头大多指向垄断财团和腐败的官场，同情社会底层和弱势集团。
揭露社会阴暗面并非新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文学和传媒对它的无情揭露和批判。 “耙粪文学”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在于它的传播之广和全国性的影响，而且从此进一步奠定了大众传媒的底色。它之成为一种现象，是与美国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分不开的。如果说20世纪末发生了一场信息革命的话，20世纪初美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电讯的普及所带来的影响，也可以算是一场初级信息革命。以日报的发行量为例，1870年全国有574家，发行量共280万份；到1899年，这个数字分别为1610家和2420万份。
量变引起质变，使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和社会地位、经济状况都发生变化，从新闻的提供者变成舆论和思想情绪的塑造者。报刊杂志进入了家家户户餐桌和起居室之后，比学术著作、文学作品的读者面要宽得多。与此同时，报刊和报人的经济收入也今非昔比，这又至少产生两个重要后果：一是更加独立于政党政治；二是有更多的财力聘请高水平的记者和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
就总体而言，它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提出重要的问题，唤起社会的关注和热情，而且无形中转变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情绪，为政府通过限制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改善劳工条件的立法创造有利氛围。这些举动也使得大财阀们产生了设法挽回声誉的压力，并意识到为缓解社会矛盾、使美国的制度良性运转，自己也有一份责任。卡内基、洛克菲勒等成为大慈善家，启动了现代公益基金会这一影响深远的事物，与此不无关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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