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正盛行文字激扬的宏大叙事，《负暄琐话》，这本叙说陈年旧事的随笔集没有成为热点，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何况书的装帧又那么朴素，且是由地处东北边陲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刊行的。但是，真心喜欢这本书的读者确实存在，所以，1986年初版印行后，每一两年就会重印一次，尽管每次都印不太多；而书的作者张中行先生，也逐渐成为关注的对象，成为深受欢迎的“新人”老作家。
    张中行1909年1月7日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河北屯镇石庄一户富裕的农家，原名张璿，字仲衡，曾就读于通县京兆师范学校，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毕业，改名中行，后以此行世。北大毕业后的张中行辗转京津几处中学教学，生活贫苦，颠沛流离。“七七事变”后，他滞留北平，1942年起到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系周作人的关照，但与周保持距离，晚年撰文回忆苦雨斋，给周的评语是“大事糊涂”，指的就是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以后，张中行先后在北京四中、贝满中学教书，主编佛学杂志《世间解》。新中国成立后到国家出版总署工作，后转至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辑，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就读北京大学期间，张中行曾经历过一次浪漫的爱情生活，与一反对包办婚姻离家独立的青年女子相识相爱，1932年同居。但婚后生活并不美满，1936年两人分手，“使无尽的苦有尽”。若干年后，那位年轻女子成为著名作家，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一疏远革命不求进取的人物余永泽，据说即以张中行为原型，但张中行本人从不去对号入座。
    不过，当《青春之歌》风行天下之时，张中行确实处于时代落伍者的境况中，默默地编选着课本、作品选本。“文革”开始后，先在出版社内扫厕所，后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烧锅炉，1971年63岁时被宣布退职，近乎被开除。“文革”期间，在被要求揭发《青春之歌》作者的“罪行”时，张中行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了肯定的看法，让人看到了这位“落后知识分子”闪光的人性。
    1978年，张中行70岁时才得以恢复退休待遇。就从这一年起，他回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后来收到《张中行作品集》中的主要著作，都是70岁以后写作的。85岁的时候，他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自命雅号“都市柴门”，屋里摆设极为简陋。晚年，这位看起来像北京胡同里的老头的文人学者，在这简陋的住宅接待新知故交，并经历了他写作的黄金时代。
    张中行广读古今中外典籍，对金石书画、历代碑帖，也有深厚知识和独特理解。但他从不以此炫耀，而是耐心且细心地为初学者写作入门书，如《文言常识》、《诗词读写丛话》、《作文杂谈》等，以专家之笔，写普及之文，深入浅出，举重若轻，都是难得的学术精品。
    在公众中，张中行影响最大的是记叙往事昔人的文字。《桑榆琐话》中“昔人梦影”记叙了章太炎、熊十力、胡适、马幼渔、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物；《流年碎影》则是自传，从“乡里”、“族属”、“同窗”到“入京”、“婚事”写到“中年”的生活，直到“红卫风起”、被“批斗”。 他本着“江河不择细流”、“多一些总比少一些好”的原则将一生和盘托出。这类文字，被启功先生称为“思想的自传”。
张中行主要被视为文史专家，但他更看重自己的哲学著述。《顺生论》是张中行用了毕生精力写作的人生哲学，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动笔，至70年代重写，直到1992年完稿，和作者一样经历社会动荡与人生忧患，也是作者阅历人世沧桑的结晶。
    1987年动笔、1991年出版的《禅外说禅》，虽是一本谈论佛学禅理的书，同样凝结着张中行的人生经验和对这经验的思考、体味。启功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特别推荐了一本书，作为理解这本《说禅》的阶梯，那就是张中行自己的随笔《负暄琐话》。启功先生认为，《琐话》虽然谈的是日常琐事，那些“不傻装糊涂”的文字却“处处是极高的禅理”；他说，“读《琐话》如在读《说禅》之前，它便可作读《说禅》的阶梯；读《琐话》如在读《说禅》之后，它便可作读《说禅》的注脚”，可谓最恰切的提示。
    回顾张中行先生的工作，不应该忘记他编写的课本和读本。这些书曾惠泽无数读者，却不会收入张中行先生的著作中，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为此倾注的劳动和心血。淡泊世俗名分，遗留大爱在人间，比起“国学大师”之类的称谓，“布衣学者”更能恰当概括张中行先生一生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