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行为的法和经济学

    尼采曾说：“事物的非理性表现不是对其存在的否定，而恰恰是其存在的条件之一。”
    自从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进行阐述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就一直被信奉理性选择的经济学家们所引导。这些理论家坚信，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对自利这一目标的追求是人类进行选择以及走向繁荣的原因。
    理性选择理论的拥护者们对斯密《国富论》所开创的实证分析经济学概念深信不疑，但他们往往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斯密的这部著作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哲学基础之上，即正义和其他美德会对人们追求自利的行为形成约束。
    在他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斯密对各种与伦理道德有关的感觉和心理特性进行了分析，并要求读者结合自己的此类情感经历，对他的观点进行检验。
    看到我们这个时代中有那么多伟大的经济思想都与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能不让人相信，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受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经济学思潮才开始着重对效用函数、供给和需求曲线以及帕累托最优解的基础——“自利”行为进行研究；也只是在最近，行为经济学家的诸多发现，才对之前被奉为公理的人类理性假设提出异议。这无疑是占领了一块不小的经济学阵地。
    行为经济学家们接受传统经济思想的很多假设，他们也认同特定的结果是人们在特定经济环境下所做的个人决定导致了最终的结果。但行为经济学家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提出，人们的行为不仅仅由有关经济约束条件决定，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内生偏好、知识、技能、天赋以及各种心理和生理约束条件的影响。动机很重要，它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但是动机不仅仅是指简单的金钱收益。因此，要真正理解人们是怎么选择和行动的，我们就必须在传统博弈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实验。
    行为理论如今在经济学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将市场价值的不正常飙升斥为“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能发现行为分析在政策和政治语境中应用得多么广泛。
    在学术分析中，无论理解微观行为还是一般均衡理论，我们也都可以发现这些工具的踪影。比如，资产的价值不再简单地由市场中的金融恒等式决定了。事实上，在权威们的推波助澜下，对市场的各种情感因素和高度关注，导致了“参与市场游戏”的热望。但将心理学、经济学以及神经科学融合在一起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不仅仅能解释股票的溢价问题。在很多传统经济模型解释不了的领域，它们都能开创一种分析性的研究范式。该理论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储蓄那么少、背负那么多债务并用一种自我破坏的方式管理他们的投资组合。
    然而，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以及实验经济学一系列成果的涌现，也使得理性选择理论与那些认为该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类情感、生活、态度等问题的理论之间发生了碰撞。一位匿名经济学家曾被引用的一句话就这样说道：“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行为经济学正在挑战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不过，结束理性选择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之间的这场学术论战而不造成零和博弈，也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有许多学者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过探讨。他们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神经科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等。在其研究中，他们不再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以此为基础做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贡献。他们旨在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定进行重新审视，并通过这种方式确保分析模型更为严密。他们还向我们展示出，这种经过修正的理论，在解释各种传统经济学思想无能为力的经济和法律问题时所具有的效力。
    这些学者的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即将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成果融合起来，对人类选择的过程以及人类判断和福利的结构重新进行更系统的评估。
    这些学科在揭示传统经济假定与人类选择过程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将人性的很多重要方面展示在我们面前。这使得我们对人类偏好和选择的真实形式有了更切实和更完整的理解。
    与理性选择理论的简化不同，现实世界中人类的选择纷繁复杂，因此，这一理论创新工作无疑需要几代学术人付出努力。这将是一个十分令人着迷的领域，而且很有可能为法律和制度构建工作提供一系列政策建议。学者们朝这一研究方向的努力，向读者展示了一些法律和经济学理论方面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和相关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