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与论世知人

　　中国自古是文章大国。所谓文章大国，不但视文章一道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且指“文”与“学”不分途，有学者无不能文，能文者莫不有学。降及近代，尽管学术界也模仿了西方学术的现代分工，但是无论学者所治专业为何，若缺乏基本的文学素养，则仍难跻身上流。
　　钱穆先生是史学大师，文章一道，为其余事，但是他素来强调“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所以在古文辞方面也造诣颇深。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颇堪玩味。
　　1949年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　　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我们现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早年曾在湖南一师从袁吉六先生学古文辞达六年之久，造诣非同寻常。就连胡适也认为，中共的白话文以“我的学生”毛润之为第一。但是这篇布告，辞气却颇为严厉。钱穆先生从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钱基博先生大约受乃兄影响，不为所动。
　　由于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同，他们其后的命运也大相径庭。钱穆先生不但在港创立新亚书院，绛帐春风，桃李满天下，而且著作等身。钱基博先生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
　　这里无意于对他们当时的选择做价值评判。但是，比起文学家的文体学来，钱穆先生这种史家的文体学功夫，却委实让人惊叹。
　　中国古代的文体学发端于先秦，而大成于六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的体性论是承继了六朝裁量人物的“才性论”而来，所以他由内及外，从人格而论及文体。
　　在他看来，个体性格与心理差异决定了不同的文体风格：“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反之，也能从不同的文体风格窥见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情：“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然而，文学家的文体学，往往专注于文章的骈散奇偶、绳墨布置、起承转合这些属于文学的形式要素。这些当然也很重要，但要具备穿透纸面的洞察力，玩味文章的神理气味，从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来，就远远不够了。吴季札曾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若文学家的文体学，可谓明于形式而陋于知世道人心。而见惯历史兴亡的史学家的文体学，却往往能够以意逆志，洞烛幽隐，直指本心。曾国藩当年就主张，读文章、辨文体，要“先认其貌，后观其神”。若史家钱穆先生的文体学，可称得上是“能观其神”了。
　　钱穆先生的回忆中还有一段轶事，涉及哲学家冯友兰。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冯曾揶揄钱穆说，“君治史学，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君治史学，乃为鬼学；我治哲学，即神学也。”颇以能应帝王的未来之学自诩。可是1949年10月，冯友兰向毛泽东写信表态说：“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回信却说：“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当时心下不免悻悻然，搞不懂“我有什么不老实”。冯先生的哲学文章风格独具，出神入化，可此信却引喻失当，比拟不伦。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看来，实在是语近轻薄，宜给予当头棒喝。后来冯先生虽然悟出了其中道理，但半生降志辱身，实由当初的这一信所致。
　　钱基博先生的集部之学，独步天下。冯友兰先生也是一代哲学大家。尽管他们所攻术业不同，其实都是文体大家，但若论透过文体窥见政俗消息，通过文心觇知世道人心，则文哲学者不免终输史学家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