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盟军进攻意大利。统率美军的是克拉克上将，统率英军的是亚历山大上将,他们的对手则是德国陆军元帅凯瑟林。凯瑟林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军队统帅。更为难得的是，在整个意大利战争期间，由于他直接下命令保护那些珍贵的古代历史文化遗产，不但连威尼斯、波伦尼亚这些意大利的古城，德军都未经一战而主动放弃，从而在战后得以幸存；而且为了在战争中保护罗马和佛罗伦萨，凯瑟林还宣布其为“不设防城市”，撤出军队，另辟战场。
常言说，“兵者，危道。”古往今来，战争史上为了取胜不择手段的将领多得不可胜数。可。无论纳粹德国有多么凶残，在这位元帅身上，我们却看到依然有德意志民族的伟大文化教养在。
更令人感慨的是，凯瑟林指挥的德军防线的制高点，是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卡西诺山修道院。凯瑟林下令不许军队在修道院附近设防。结果，反倒是盟军由于怀疑德军会利用这个修道院作为防御设施，出动大量轰炸机先将这一珍贵古迹夷为平地。凯瑟林的作为，连许多盟军将领也不能不肃然起敬。战争结束后，凯瑟林作为战犯被意大利军事法庭判为死刑，就连其对手都为他鸣不平，已经卸任的英国首相邱吉尔，曾托亚历山大元帅写信为他说情。凯瑟林最终在1952年7月被释放。今天人们游历意大利，在罗马、威尼斯等意大利文化名城之间流连忘返，不知还能否联想起这段历史轶事？
在历史久远、文明辉煌的欧洲大陆旅行，在众多历史名城的辉映下，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城市建筑遗产，不免多少相形失色。其原因，正如近人黄氵睿所说：“吾国虽以旧邦著于世界，然大建筑物除长城外，鲜能保全，以殿宇廨舍，率用木材故也。”然而，他还说到：“然吾国都会公私宇舍，不尽以荒而圮，其毁之亦尤力。殆亦世界所寡有。”其实，如果单单就作为文明遗产的古代城市建筑而论，老祖宗所留下的未必就比欧洲逊色。即使在老大帝国依然积贫积弱的民国初年，日本作家鹤见礻右辅在欧洲“看了马德里的山都，看了威丹的新战场，看了美丽的巴黎的凯旋门后的夕阳西坠”后来到北京，还是被北京古城所拥有的雄奇的文化魅力所倾倒。
鹤见写到，北京的城墙，“暴露在五百年的风雨中，到处缺损，既不及围绕凡尔赛王宫的砖，单是整齐，也不如千代田城的城壕的石块。但是，这荒废的城墙在游子的心中所引起的情调上，却有着无可比类的特异的东西。令人觉得称为支那的这一个大国的文化和生活和历史的一切，就渗进在这城墙里。”当他“出北平车站，一见巍然之前门，便觉气象万千”。其城楼与箭楼之壮美，特别是正阳门之箭楼，作为意涵民族保卫精神的军事性建筑，庄严博大，亭出于市街之中心，象征着北方民族性之伟大。鹤见说，仰观正阳门，从“几十尺的石壁之上的楼门的朱和青和金的色调，足够想像出明朝全盛时期的荣华。而且那配搭，无论从哪一面看来，总觉得美。这也可以推见建造当时的支那人的文化生活的高的水准。”更令他惊异的是，故宫太和殿“门前的石灯石床石栏之宏大，我以为欧洲无论哪一国的王宫都未必比得上……自己常常想，能想出那么雄大的构想的明朝的人们，那一定是伟大的人吧！”由此竟使他放下了日本人常见的骄横，想到“一见便该谩骂似的支那人的生活之中，却有我们日本人所难于企及的‘大’和‘深’在”。
时至今日，正阳门的和箭楼虽然还在，北京的城墙，却已荡然无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它们消失的原因，却并非由于外敌入侵的战火兵燹所致。
黄氵睿认为，世人论华夏文明近代的凋敝，每每归罪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其实，考察历史，“若拓跋魏，若辽，金，以及满清，皆有所建设。蒙古虽甚暴，而其后亦多创置。‘今日中国精完之城邑，仅有北京，而北京之所以有此风格，乃自辽金元诸代承袭而来，异族帝王有造于中国如此，关心中国文化者，不可不知此盛衰起伏之际。’”黄氵睿以八国联军入侵，海淀游民乘乱抢劫圆明园为例，说“余谓残毁文化最力者，实为国中盗贼……故国之不强，文化之不振，未可概罪于异族也。而其大原，在于民之失学，与不得其养。”
今天，回想北京这座有着三千余年辉煌历史的文化名城，竟然未能得到切实的保护，其实也依然不外这两个原因：缺学识，缺教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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