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自述》书摘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加会议的都是农口负责人。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是进行过改革的。
　　会议由我主持，我讲了一篇简短的开场白，说：这次会议主要是集中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讨论，取得共识。
　　座谈会召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之间，正处在政策大转变的时期。会上有人提出：阶级、阶级斗争还讲不讲，阶级路线还要不要，学大寨还搞不搞？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为避免分散精力，仍按会前的决定集中讨论责任制问题，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
　　对于生产责任制的讨论，又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包产到组”实行什么制度安排？“包产到户”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包产到组，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草案曾提到“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会议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争执，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允许把劳力、农具、土地、牲畜“四固定”，常年包到组。有的认为不能固定到组，认为那就是分队，是“三级所有”变成“四级所有”；有的主张不固定到组是行不通的，怎么联系产量？经过争论，在“会议纪要”中提出：现在存在的包括“常年包工包产到组”在内的几种办法，“只要群众拥护，都可以试行”。这样就确定了对包产到组的共识。
　　关于包产到户，会上由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的经验。他说：省委的态度是，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许由群众决定、选择。年初，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了多种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户）的试点，群众说到组不如到户。包产到户在全县很快就推广开来，已占生产队总数的11％。周曰礼整整讲了一天。
　　发言中，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吉林省农工部部长史林琪、广东省农工部部长杜瑞芝，都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放开一点，尊重群众的选择。也有人怕口子一开就控制不住了。会议经过讨论，大家意见趋向于要把口子开得更大一点。
　　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华从农村形势讲起：党的三中全会文件是正确的；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现在既有“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也有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一个十几人的小会，讲了两个小时，按常规是不多见。3月22日，王任重又到会讲话，他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他们两位的态度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
　　会议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从这点讲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
　　最后，华国锋同意“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1979年4月，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并把它写入由三中全会提出、经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从而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会议结束时我做了发言，说一些重大问题会议讨论不充分，只能求同存异。《纪要》按华、王的讲话精神修改，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责任制形式不搞“一刀切”。但春耕大忙在即，搞了责任制的不再动了，“包产到户”也不同于单干，要纠正不可上纲，更不可搞批斗。
　　此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会上，我说明了一些农村现存的问题：有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也发生点问题，像河北赞皇县一带实行包产到户，因缺乏事先安排，农民怕今后政策有变，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没有出观太大的问题。像安徽全椒等地生产有发展，农民积极性高涨，社会安定，是很好的。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他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季节必须互助、合作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了伏笔。
　　七省三县座谈会，是“文革”后首次把包产到户提到中央来讨论。从结果来看，满意地解决问题尚需时日，但思想已经解冻，禁区已经打开。■
     摘自《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参见“10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