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牢房与“小李飞刀”

　　那还是在“文革”末期，有客自海外到大陆探亲后回到国外，当被人问及回国观感时，他以十二个字作答：“亲不见（亲）， 爱无心（爱），产不生（产）厂空空（厂）。”这是位聪明的智者，仅仅用了十二个字，就既对语言文字的过度简化投以调侃，又对当时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泛滥，导致社会情感枯竭干涸、民生凋敝萧条的社会状况表达了不满，真可谓婉而多讽。特别是隐含其中的透过语言来分析社会政治的方法，更令人称道。 　　不仅仅是他一人。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在“文革”大批判的喧嚣中访华，也曾对文明久远语汇丰富的中国竟然出现了“能指的匮乏”发出依稀的感喟。他们对语言文化与社会政治之间相关关系的认识，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人类的思考、沟通与交流离不开语言，但语言本身又充满暧昧与歧义，并不是透明的。可以说自人类发明语言以来，就有了语言的暴力。利用语言的特性，扼杀自由思想，以便把人们囚禁到语言的牢房中去，可谓代不乏人。 　　德国学者本雅明把诗人波德莱尔视为“同语言一道密谋策划的人”，说“他在诗行里调遣词句计算着它们的功效，就像密谋者在城市地图前分派起义的人手”。这里的本意在形容诗歌语言所具有的力道，却也在无意中揭示出生活世界中的真实状况：我们经常被语言的密谋所误导，堕入它为我们预设的圈套和陷阱，以至于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往往在利用我们说。 　　法西斯主义便经常利用语言的特性以愚弄大众。日本军国主义者偏爱把侵略说成是“进入”，可他们鼓吹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除了带来血腥与暴力，何尝考虑过东亚人民的福祉呢？为了剥夺人们的想像力与思维空间，法西斯主义不断利用语言的暴力去摧残语言，败坏语言。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年》里就描述过由于这样一种“新话”的流行，导致语言沉沦的前景。“新话原理”包含如下要点：一是将传统语言中的一切“有问题”的词汇全部作废，从而使任何不符合正统的概念和思想都无法表达；即使勉强表达出来，也显得极为荒谬。二是将政治术语尽量压缩为缩略语，不但简单易学，容易记诵上口，而且能将意识中的联想作用压缩到最低限度。“新话”的语法规则是一词一义，严格对应，既不容许有歧义，也不能有引申义，以在大脑中引起最小的反应为取舍的最高原则。凡是在这种新话流行的地方，语言与实际生活就发生了断裂，语言丧失了它的基本功能，不再能够对实际命名和进行评价。这种被阉割过的语言，既失去了应有的力道，也无从用以改变现实。换一个角度看，这里暴露出的，毋宁说是操控“新话”者在面对纷纭繁复的现实时的无能。 　　往者已矣，然而那种有意通过语词的滥用和讹用，歪曲和摆布他人观点与思想的现象，却并没有从社会世界中完全消退。谁能够将我们从语言的牢房中救渡出来呢？ 　　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后，分析哲学曾经给我们以承诺；但由于他们采取无穷后设的方略——即总是在磨砺他们的刀剑，却无力将承诺兑现。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博士李天命，几年前出版了一本《李天命的思考艺术》，连续三年跃登香港畅销书的榜首。他从分析哲学的各个门派中抽绎出“语理分析”作为独门武功，解析我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种种语言现象，“逢佛杀佛，遇祖骂祖”，霜刃小试，端的是无比锋利。而一位以分析哲学为业的学者，竟能够产生如此明星般的效应，不正从反面说明语言暴力在生活世界里的猖獗泛滥吗？ 　　要避免被语言误导，首先需要的当然是运用事实检证的方法。比如某贪官在面对法院审判时，以他要写一部《社会主义五百年史》为由，要求法院减刑，就难以取信于人。因为单单是他的贪腐行为，就足以使社会主义的名声蒙羞五百年。不过，在更多的情形下，打破语言牢房，依然需要回到语言。运用语理分析方法的关键，其实只在于“厘清语意不明的关键词语”一条。对此，李天命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比如我要去约会旧时的情人，却对太太诡称说是去会见校友。太太自然会一脸正气地要你厘清：你所谓的“校友”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当今的社会世界中，要避免被那些炮制语言暴力的廉价谋略所欺瞒，对治之道只有一个，那就是李天命用语理分析方法打造出的“小李飞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