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文化 > 思想 > 正文

辜振甫

2005年01月10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两岸谈判的主角之一、商业巨子辜振甫已逝,但他融合商业、文艺、政治、国际外交、两岸谈判于一身的人生,以及辜家自日据时代以降起伏跌宕的家族故事,却仍是两岸历史上的传奇。
  辜振甫于1917年1月6日生于台北,其父辜显荣由于在1895年日军包围台北时,出城迎接日军而发迹,成为日本殖民政府的御用绅士,辜家也由此成为日据时代的五大家族之一。
  由于长兄辜岳甫早逝,1937年辜显荣去世时,年方20岁的辜振甫接手了父亲留下的庞大事业,身兼七家公司的董事长。当时他还在台北帝国大学(即现在的台湾大学)读政治系二年级,往往因为公司有公文必须立即批示,属下就带着公文到学校找他。他只能利用下课之余,尽快盖章处理。此时他深感自己只是橡皮图章,早晚会出事。于是大学毕业后,他把事业交给兄弟管理,赴日本帝国大学(今之东京帝大)潜心学习财政和工商管理。为了实践所学,他一边上课,一边在一家糖业公司当办事员,从端盘子、抄写文件做起。
  1945年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时,台湾的少数日本极右翼的军人不甘心,决定组织“台湾自治委员会”,从事台湾“独立运动”,邀集林献堂、林熊祥、许丙、辜振甫等人参加,准备于美军来台接收时,以游击战抵抗。然而林献堂并不相信,请教于总督,始得知这并非天皇政策,而断然加以拒绝。然而,这一份日据末期的“台独”运动罪名,却让辜振甫、林熊祥、许丙等人在国民政府来台后陷入牢狱之灾。1946年3月,他们同时被逮捕,辜被判刑两年又两个月。但就在坐牢期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辜振甫可以说是因牢狱之灾,反而躲过一劫,未如台北一些士绅因“二二八”而遭难。
  出狱后,他有感于台湾社会的肃杀动荡,移居香港。1952年后,在姻亲叶明勋的奔走疏通下,他取得国民党高层的谅解而回台。此时正逢实施“三七五减租”与“土地改革”,辜振甫配合政策,将家族土地便宜出让给政府,再换取农林工矿四大公司的股票。当时,许多大地主家族对国民政府非常不满,也不认为这些股票有什么价值,再加上不善理财,纷纷以极低价格出售股票,换取现金。而辜振甫则展现他长于理财的能力,以便宜价格逐步收购台湾水泥股票,最后终于取得公司的主导权。可以说,这是战后台籍资本崛起的开始,而辜振甫也由此转型,成为一个红顶商人。
  事实上,无论哪一个政府主政,辜家一直都试图维持良好的政商关系。日据时代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亦然。辜振甫透过亲戚安排,结识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并受陈诚之聘成为“经济部顾问”,他所主导的台泥也成为台湾最大的水泥公司。1956年,蒋介石指派他参加日内瓦国际劳工会议以后,他的政商人脉即扶摇直上,深受上层信任。
  同时,经济的开创亦多有斩获。1966年,他组建中华证券投资公司,1971年正式改组为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辜振甫自任董事长。自此,他的事业版图不断扩张,从水泥、信托、租赁、保险、房地产到饭店、石化、电子、信息等等。
  而在政治上,他也以商人身份推展“经济外交”。他和日本政界要人如岸信介、小渊惠三、佐藤荣作有深厚情谊,他的日文运用典雅,更赢得日本文化界的敬重;美国前总统里根在担任加州州长时,辜振甫就和他建立情谊;其他如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科拉松家族等,都和他有交情。这种绵密复杂的政商关系,让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和后来的李登辉、陈水扁都不得不倚重他的外交长才。
  1990年,是辜振甫在历史舞台的转折点。他温文儒者的风范、在政商各界的良好关系,和朝野政党的长期人脉,使得海基会董事长这个最具争议性与冲突性的角色,非他莫属。他一站出来,各方的争议就平息了。而两度“汪辜会谈”,更将他推上巅峰。
  辜振甫一生奉行的原则是“谦冲致和,开诚立信”,他极少和人冲突,连口水上的交锋都不愿意。有些委曲,他只是忍让。比如对两岸关系,他用情用心如此之深,最后却被陈水扁以一句“没有‘九二共识’”推翻,他内心非常痛苦。即使晚年重病之余,都曾私下向友人说:“难道真的没有‘九二共识’吗?”在政治上,当然可以推翻以往协议,这可以理解,国共双方也都有过先例,但总不能说,没有这个历史过程吧?“如果没有‘九二共识’,哪来‘九三汪辜会谈’?”这就是他自己最清楚的论断。
  基于“谦冲致和”,辜振甫不愿去和当政者争论;但基于“开诚立信”,他又无法回避“九二共识”的存在,因为这涉及他的诚信原则,更何况,“如果否认了‘九二共识’,以后如果要复谈,如何向汪(道涵)先生交待呢?”他不愿意直接冲突,最后就只有沉默。辜振甫曾多次辞职,只因有人劝他:“你应该和汪先生见一次面,留下完美的句点”,才勉强留任。这恐怕是他最后的希望了。
  然而,当政者对他的利用却是相当粗暴的。有一次,陈水扁当面对辜振甫说:“你应该可以直接和汪老通电话啊(言下之意是想让他当两岸私下沟通的渠道)!”他听了之后,相当不悦,私下向友人说:“这种事,怎么是我说了算?”他非常清楚,这种私下的沟通,当朋友可以,但如果他说了又不能实现,该怎么办呢?言而无信,以后怎么做人?这对他个人和两岸,都是伤害。然而,他终究沉默着承受了。
  夹在各方政治势力之间,要和各国政治人物建立个人交情,又要维持诚信原则,这是非常难的。辜振甫的人际艺术,确实有他独到的地方。
  这种才能从何而来呢?这恐怕要归因于辜振甫“儒商”的性格:细致的人性观察和善体人意的艺术家天分。事实上,辜振甫曾写过小说,最想当自由自在的艺术家(他会画油画);他是一个戏迷,曾粉墨登场,透过传统京戏,他对人性有一层更深的体会与观察。他在某些场合所说的话,直入人心,自有他人不能及的境界。
  1998年上海“汪辜会谈”时,海基会与海协会的工作人员在会谈中因立场不同各持己见。辜先生眼看会议很难取得共识,于是某天,借着两人独处的机会,特别向汪道涵先生进言。他说:“汪老,两岸的统一与否,在你我有生之年应该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俩都要切记一点,就是我们一定不能把这盘棋下成死棋,可得让后面的人还能走下去。”这种互相了解的贴心话,在汪老心里,不会没有感受的。而这正是他做朋友做到心里去的境界。
  汪道涵在唁电中说,“常怀国家统一,私志公义,每与道涵相契。汪辜会谈,两度执手;九二共识,一生然诺。而今风飒木萧,青史零落,沪上之晤,竟成永诀。天若有情,亦有憾焉”;“期我同胞,终能秉持九二共识与汪辜会谈之谛,续写协商与对话新页。庶几可告慰先生也。”
  两位老者的诚信风范和大历史的胸襟,确是一个无法遗忘的风范。只可惜辜振甫已经离去,“汪辜会谈”已成历史的绝响。■
作者为台湾《中时晚报》总主笔

版面编辑:运维组
推广

财新网主编精选版电邮 样例
财新网新闻版电邮全新升级!财新网主编精心编写,每个工作日定时投递,篇篇重磅,可信可引。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