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生意就按生意来做

　　体育联盟的重大变革往往出现危机发生的时候。兹举两例。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NBA 的。
　　1954 年春，当时仅九支球队的NBA 召开了一次由各队老板参加的紧急会议—— 比赛粗糙、节奏缓慢、进球数少已造成观众严重流失，如不拿出有效措施，NBA将被迫解体。
　　会议上，一个名叫比亚索尼的人提出一项建议：把球队每次进攻的时间限制在24 秒之内。这意味着在一场2880 秒（48 分钟）的比赛里如果每次进攻都以投篮结束，将会有120 次投篮，如果这样，比分将会直线上升，比赛会更激烈。与会者都认同这个建议。之后，NBA赛场里都挂上了一个只走24 秒的计时钟。在计时钟的催促下，球队进攻欲望加强了，比赛好看了，观众回来了。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英超的。
　　我们现在每周看到的英超，其蓝图是在可以俯瞰泰晤士河的ITV 电视台总部大楼里秘密产生的。
　　上世纪90 年代初，英国社会与经济所发生的变化给足球发展带来了新机会—— 中产阶级开始关注足球；新发展起来的有线电视网络希望借助转播足球比赛抢夺电视观众；俱乐部的足球场在经历了几次球场惨剧后纷纷完成扩建，变得更安全，更舒服；一批投机商人开始接手俱乐部，他们通过把俱乐部上市筹集资金；欧洲著名球星开始到英国踢球。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件事：足球就是一门生意，搞足球可以赚大钱。
　　在巨大的潜在商业利润面前，像曼联这样的球队不愿再同那些弱小的球队混在一起，按老规矩与他们均分门票和电视转播费以及赞助费。他们想另立门户，建立一个只属于少数强者的更高级别的联赛。这个想法得到了ITV 总裁的支持—— 察觉到默多克的天空有限电视咄咄逼人进军足球的意图，ITV希望捷足先登。
　　1990 年的11 月，曼联、利物浦、阿森纳、埃弗顿和热刺五大俱乐部主席与ITV 总裁达成秘密协议：成立“超级联赛”。
　　后来，当这五家俱乐部的代表找到英国足球总会的时候，足总爽快地批准了新联赛，而且不从中收取一分钱。
　　英国足总的慷慨换来的是政治上的丰厚回报：由20 支最强球队参加的超级联赛将脱离原本在势力上与足总抗礼的联赛联盟的监控，联盟失去了和足总抗衡的资本。
　　通过以上两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变革来自于危机。危机来临的时候，身处其中者得团结一致，共渡难关；新机会将引发新一轮利益整合，手头资本最雄厚的将得到最大的利益。
　　不久前在中国发生的七家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与中国足协的对抗，无疑是一个重大危机，而在危机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内部分裂，两败俱伤。变革还需要等待。
　　这七家俱乐部投资人是以改革的名义向中国足协发难的。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有观察者说他们玩政治玩不过足协。
　　其实，七家俱乐部投资人不能取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足够的叫板资本—— 没有像ITV 那样新加入的资本家在背后撑腰。不仅如此，他们就连已经对中超联赛满腹牢骚的主要赞助商都没能拉来做盟友。他们手头仅有的资本只有以退出相威胁。对于这种威胁，中国足协心里清楚：并不是每一个俱乐部都能下此决心。
　　关键在于，投资中国足球俱乐部的企业并非想通过足球本身运作盈利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 投资足球所获得的回报并非来自于足球本身，而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当企业已经从优惠政策中拿够了好处，也就到了俱乐部要换主人的时候。面对这些把俱乐部当做招牌而不是品牌的投资人，人们不难产生疑问：从足协手中索要来的权利将被用在什么地方？
　　足协也不是胜利者—— 矛盾的爆发使人们更清楚看到中国足球的危机：国家队无缘2006 世界杯，球场暴力事件上升，联赛观众人数减少，赌博集团深入渗透。
　　在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法律学等方面的学者看来，作为一个行业，中国足球所面临和经历的问题，正是其他行业在市场化时所经历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陈旧的指令性行政管理模式与市场化进程发生冲突。
　　因此，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需要超凡的政治智慧，既是一门生意，就应按生意来做。

　　作者为资深体育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