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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访谈录》里有一篇访谈,题目叫《野兰花与托洛茨基》,可通篇看完,里面既没有托洛茨基,也没有野兰花。没有托洛茨基也就罢了,可“野兰花”三个字都不见踪影,这就让人不爽了(爱电影的人大概都知道我不爽的原因)。后来才知道,这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是有出处的,他们都来自理查德·罗蒂的自传。
在我读到的传记中,理查德·罗蒂的自传《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是我的最爱。简短,翻译成中文不超过15000字。信息量还挺大,不亚于国内一个社科院研究员滔滔一辈子。罗蒂当年是个神童级的人物,到老了活力不减,争议不断,搅得大家心神不宁,这样的哲学家甚得我心。一个哲学家,如果让大家都活得很自在,在我眼里,那基本上就是废柴。
当然,一个哲学家如果让大家都活得不自在,自身也是危险的。苏格拉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也就在苏格拉底之后,哲学直接介入世俗世界的方式基本上宣告失败。于是有的哲学家开始玩玄活,没一句实在的,最后搞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累死那些诠释者。有的哲学家则扮演先知的角色,替百年千载之后发言,煞有介事,一不小心成了神学家。
先知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搞不好就有十字架火刑柱伺候着。不过那毕竟已成过去,现在有谁上了火刑柱,那也不过是行为艺术。按理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先知应该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可事实上呢,敢于竞争上岗的哲学家少得可怜。这可能和大家对哲学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有关。陈嘉映在《哲学 科学 常识》一书中说,虽然哲学这个名号可能还会保留着,但它早已不承担“用巨细无遗的理论为世界提供统一解释”的任务,也不能为任何事物提供预测了。在他看来,这个任务已由科学来承担了,而哲学的任务呢?是“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按照他的说法,我的理解是,先知这个职业的最佳候选人,应该是托夫勒、奈斯比特,而非伯林、施特劳斯。
陈嘉映是哲学家,他对哲学境遇的体会肯定比我这样的读者深切。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缺少一些勇气,对他将哲学限定在“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的狭小地盘里心有不甘。何况,连他自己也承认,取哲学而代之的科学,虽然为这个世界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统一解释,却独独把人的心灵遗留在了画面之外。而哲学虽然形销骨立,毕竟时刻惦记着人心。
人心难测,这不正是先知施展手段的前提吗?
理查德·罗蒂就是当代少见的有“先知”之誉的哲学家。他提出的“以希望代替知识”的哲学新主张,可能在实践意义上还有些脚步虚浮,但不失为一条新路。在自传中,罗蒂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光。那时候,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托洛茨基,最独特的兴趣是研究野兰花。15岁考入芝加哥大学时,他一心想做的,就是用某一个思想体系或审美框架,将托洛茨基和野兰花调和在一起,以达到济慈诗中所写到的境界:“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持了实在和正义”。在那种境界里,真理的光辉普照,遍布着超凡脱俗的野兰花。可最终他意识到,他无法在托洛茨基与野兰花之间,在黑格尔与普鲁斯特之间,在公共正义与私人德行之间找到那惟一的真理——一个诚实的哲学家不可能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握住实在和正义。于是他提出另一种哲学。这是一种以希望取代真理,或者说以想像力取代理性的哲学。在他看来,纵然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理,只要人类的想像力还在,人的希望就会一直存在。从这个角度讲,罗蒂认为,哲学家都应该做人类的预言家,做未来的先知,而马克思、杜威、哈贝马斯、德里达都是这样的先知。